第六部
圣莫里斯-纳瓦塞勒，1946年
1946年春天，恰逢欧洲刚刚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汇汇率，我的岳父母伯纳德·崔曼和琼·崔曼 便趁此时机踏上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1944年，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的议事大楼里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岳父是一名剑桥大学的理 科研究生，手头上有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事关特殊物品的供给。我的岳母通晓数国语言，她所在的办公室与自由法国联系密切，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 作就是消除在与自由法国人士交流时产生的障碍和别扭感。偶尔她还发现自己与戴高乐同在一间屋子里。是一份涉及将脚踏缝纫机改造成发电机项目的翻译工作，将 她带进了她未来丈夫的办公室。直到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他们才获准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四月喜结连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时期、享受婚姻生活、开始平民工作 之前，去度过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为关注这些事情的年月里，对于处在不同阶层 的人们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战时工作，我曾做过许多思考，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就我所知，那种为了体验新自由的朝气蓬勃的愿望，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 影响。他们同样在战争结束不久后结了婚。我的母亲曾加入过妇女土地服务队，后来我从一位姨妈那里得知，她讨厌那份工作。1943年，她被转移到科尔切斯特 附近的一家兵工厂里干活。我的父亲在步兵营里服役。他毫发无伤地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北非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在诺曼底登陆时中了子弹。那颗子弹干净利落地 穿过了他的右手掌，连一块骨头也没伤到。其实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战后去旅行的。据我所知，就在我父亲复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 遗产。按理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过我怀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们，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这笔钱被用来买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时所在的 那栋排屋，以及用来安置家里的五金生意（我曾把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狭隘的又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笔投资，让我们的生活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得以有所保障。
现 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我岳父的工作是解决诸如为地处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法国农庄里的无线电发报机设计无声发电机这样的问题。晚上他回到自己位 于芬奇利的住处，吃单调的战时配给餐，周末时还去科巴姆看望他的父母。后来在战争期间，他谈起了恋爱，生活中开始有了影院幽会和奇特恩斯的周日旅行。相比 之下，一名步兵中士的生活却是：被强令出国征战，枯燥单调和紧张压力交替折磨，亲密战友们非横死即重伤，毫无隐私可言，没有女人陪伴，来自家乡的消息也时 续时断。这种倍受约束的生活以及颇有节律的普通日子，那段忍着一只手掌中的剧痛、向东穿越比利时的缓慢而艰难的跋涉，对我那不了解内情的岳父母来说，一定 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了解这些差异并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吸引力，我也一直清楚自己更喜欢 那种参与战争的方式。这对蜜月中的年轻夫妇在六月中旬来到了意大利海滨小镇勒里希。战后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的混乱局势和被蹂躏的惨状深 深地震撼了二人。他们主动请缨，要在小镇边上的国际红十字会包扎站从事六星期的志愿工作。这是一项既枯燥又艰巨的工作，而且时间很长。人们筋疲力尽，全神 贯注于解决日常生存事宜，似乎从没有人在意过这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夫妇。那个顶头上司也讨厌他们，他对英国佬抱有一腔积怨，以至于他傲慢到不愿意谈论这个 话题。他们当时寄住在马西莫夫妇家中，那对房东夫妇还在为他们仅有的两个儿子在意大利投降前的同一周、相隔五十英里开外的地方死去而痛不欲生。有好几个晚 上，这对英国夫妇都被楼下那对苍老的父母因丧子之痛而哭泣的声音所惊醒。
至少从单据上 来看，食物的配给是足够的，然而地方上的腐败却将配给缩减到了最少。伯纳德患上了一种皮肤病，病情从他的双手一直发展到脖颈乃至面颊上。而琼每天都会遭遇 求爱骚扰，尽管她特意戴上黄铜的窗帘拉环当作结婚戒指。男人们总是站得离她很近，或是在经过幽暗的包扎站棚屋时有意无意地蹭到她，或是在她的屁股或裸露的 前臂上捏一把。别的女人告诉她，问题就出在她那一头金色的秀发上。
崔曼夫妇俩本来可以 随时离开，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们为自己安逸度过战争所做出的小小赎罪，是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表现，也是他们为了“赢得和平”和“帮助建立一个新欧 洲”而付出的努力。然而他们离开勒里希时的情形却实在令人伤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悲伤的意大利人正在顶楼为一位垂死的家长举行临终仪式，整座房子 里挤满了亲属。红十字会救护站卷入了一起盗用公款的丑闻。八月初的一天，在破晓之前，伯纳德和琼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在公路旁等待带他们北上前往热那亚的汽 车。当他们站在微亮的光线中沮丧而沉默着的时候，如果此时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一定会为他们对新欧洲作出的贡献而感到欣喜。这个女孩便是我未 来的妻子，有朝一日她会为在欧洲议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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