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拉拉队。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
徽因自己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必得觉得迫切需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
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他们钟爱的建筑事业，倾注了所有的心力。“七七”事变那天，这对夫妇正在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并由徽因从一座古寺罩满灰尘和蛛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整个抗战期间，他们相当一段时间蛰居在条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的李庄，坚持做学问。他们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徽因的文集要出版了，实在让人高兴。单从集中所收文学作品的数量上来说，同徽因从事文艺写作的漫长岁月确实很不相称。一方面，这是由于她一生花了不少时间去当拉拉队，鼓励旁人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兴趣广泛，文艺不过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学过建筑，在耶鲁大学还从名师贝克尔教授攻过舞台设计。我在她家里曾见过她画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悭吝人》时，是她担任的舞美设计。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痼，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费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梁思成于一九四一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结”说：截至一九四一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徽因大概都参加了的。
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我虽然是光棍，可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夏，我们住在北京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车夫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淇淋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
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的李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三十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院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替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一九一四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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