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李克农将谈判情况向毛泽东、彭德怀和金日成作报告，请示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在当日指示说：
同意在22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
4月28日，杜鲁门宣布以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总司令。5月22日，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哈理逊接替乔埃任美方谈判首席代表。
1952年夏季，战场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原则分歧使谈判陷于僵局，5月间巨济岛的中朝战俘又发生了抗暴事件。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施加军事压力。
6月下旬，美空军对北朝鲜的水丰、长津湖、赴战等10余座水电站进行狂轰烂炸，7月中旬，又对平壤、黄州、沙里院地区的工业设施和补给基地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
与此同时，在国内和盟国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方谈判代表于7月13日提出了遣返战俘8？3万人的新建议。
对于8？3万人这个数字，中朝代表团一度倾向于接受。李克农于13日和14日报告毛泽东说：
这个数字比中方估计的高，离中方90000上下的底盘不远，继续争取数字已无意义，可以接受作为解决战俘问题的基础。
毛泽东否决这一建议，他指出：
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对方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于我不利。
7月18日，毛泽东还致电金日成解释他的决定。
毛泽东指出，在敌方对北朝鲜狂轰烂炸的情况下接受这一挑衅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必将使敌人变得更狂妄，并有损我们的威信。如果我们坚决拒绝对方建议，并表示不怕敌人破裂谈判，则敌人必不敢使谈判破裂，而且将作出新的让步。
7月15日，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
斯大林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于7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
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朝方面在7月18日拒绝遣返战虏8？3万人的建议。
中方在谈判中继续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之一，是中朝方面军事装备的改善。
1952年春，志愿军从苏联获得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空军、炮兵、坦克部队也初具规模，到1952年6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达到1800多架，其中1000架为喷气式战斗机。
8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
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认为，是美国而不是中朝方面更急于结束战争。既然这样，中方的强硬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9月28日，美方提出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新方案，即一待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以前曾表示反对遣返的战俘，将被带到非军事区内由中立国加以询问，然后前往他自由选择的一方。
中朝方面认为这仍然是“自愿遣返”，换汤不换药。中朝方面于10月8日提出对案：
一俟停战协议生效，双方全部战俘一律送到非军事区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验收；然后经过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的访问，按照国籍、地区进行分类、遣返，保证全体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
当时，美方仍称，“强迫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是不尊重战俘的个人人权”，宣告无限期休会。板门店谈判又告中断。
1952年9月，朝鲜地面战场上为时10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终于结束。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在180公里长的地段上向敌60个目标进行了77次进攻。根据攻占目标后能守即守，不易坚守则放弃的方针，经反复争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估计杀伤敌2？7万人。
美军为了夺回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于10月中旬发起金化攻势，美军选择地势较为险峻的上甘岭作为主攻目标。从10月4日到11月25日，双方在上甘岭地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展开了长达43昼夜的攻防争夺战。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纵深防御体系为依托，最后挫败了敌夺取上甘岭的计划。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说：
新的领导班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地、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这是我对美国人民的保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其理由非常简单，你不能指望那个旧班子来纠正它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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