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致力于贫民医院改革，但最终还是宣告流产。这使得她悲伤不已，尤其是阿格妮斯的死，贫病交加中的人们最需要的救护者，自己却先被死神带走了。她又想起了在斯特卡里的严冬里死去的护士、医生。这使南丁格尔痛感到，社会需要更多的合格的护士，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开办护士学校，她必须为此而做更多的事情。
从此以后，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内外的人士兴办护士学校、护士培训班之类的计划。她曾经坚持非常严格的办学、入学标准，但她现在认识到这必将大大延缓护士的大批出现；因此改为主张在办学之初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而加强在办学过程中的指导，促其逐步提高。
即使是在遥远的国家里，即使语言、信仰不同，即使她没有受到提出指导、建议的邀请，只要她知道有人在办护士学校，她也要主动与之联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相信，只要有为病人着想这个共识，什么障碍都可以打破，她愿意为此而承受一切敌意和难堪。
观念的转变促使南丁格尔后来在拓展壮大护理事业方面采取了更积极、更开放的态度，而这也的确大大促进、加快了她为之献身的事业在全世界的普及与胜利。
从1867年6月开始，南丁格尔又着手进行产科护理的正规化、科学化研究。早在1861年年底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时，南丁格尔就发现很难找到产妇死亡率的确切统计材料。
在贫民医院改革告一段落之后，她便腾出一些精力来，在一个产科医生的协助下开始搜集有关的数据。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有些医生和医院为了避免被追究医疗责任，故意隐瞒事实，持不合作态度，许多医院竟连收住多少产妇及她们的姓名这种最一般的材料都拒绝提供。
但是，南丁格尔和她的协助者通过不辞劳苦的调查仍然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真相：一些产科医院里的病人死亡率，竟然比产妇在自己家中生产，没有卫生消毒设备与助产婆情况下的死亡率还要高！
这种惊人的恶劣状况再也不能任其继续下去了！
南丁格尔与协助她的医生历时3年，搜集了大量个案和有说服力的病例，并在1871年整理出版，书名为“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意为产科医护应当结束其黑暗摸索时期。这本书问世后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产科科学化的改革序幕由此而拉开。
19世纪60年代，欧洲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即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这个红十字会得到了南丁格尔的指导。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邀请。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9世纪60年代末期，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演变为意大利与法国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其中最残酷、激烈的战役，是1859年6月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沙发利诺战役。
当时，年仅31岁的瑞士银行家、企业家与慈善家让·亨利·杜南，正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经营谷类加工厂。他为了扩大业务前往巴黎，恰在激战之际途经沙发利诺，亲眼见到了惨烈的战争场面。
这场战役中，交战双方共死伤40000余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受伤士兵竟得不到任何救护。杜南立即终止旅行，充当起伤兵救护来。但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杜南彻夜难眠，噩梦不断，战场上那些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濒临死亡的士兵们那惊恐的双眼和悲号哀鸣在不停地刺激着他。这时候，克里米亚战争中南丁格尔提灯夜巡的形象在他头脑中浮现出来，要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或多个南丁格尔该多好啊！可那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那就让所有有志于学习南丁格尔的人都参加进来，成立一个中立的战场救护组织，对交战双方的伤员都给予及时救治吧！杜南的头脑兴奋起来。
事情只是说一说是很容易的，但要成立一个各国都承认和信任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那就不容易了，何况还要令各国政府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即只由交战国派出救护人员救治本国伤兵是不够的，应当允许中立的救护人员对双方伤员都一视同仁地给予救治，那就更难了。
困难？难道比南丁格尔小姐一个弱女子面对强大的世俗和官僚、教会时的困难还大吗？难道我就不能像南丁格尔小姐一样，为挽救战场上那些可怜士兵的生命尽自己的力量吗？如果不是战争，他们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善良、快乐的人！杜南下定了决心。
为了向欧洲各国朝野人士宣扬自己的主张，1862年，杜南出版了《沙发利诺回忆录》，书中回顾了南丁格尔的战地业绩，并首次提出了“准许医护人员进入战地救治双方伤员”的观点，并对成立相应的国际救护组织也勾勒出基本轮廓。这本书很快传遍欧洲大陆，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共鸣。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