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在关闭了爱情之门后，也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她日日夜夜在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它能够通过身体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
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弹性中心。
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没有关注到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僵硬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恢复训练一样。
邓肯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遮住太阳神经丛。她要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爆发点。就这样老僧入定般一连好几个月，邓肯渐渐进入了一种纯粹梦幻的境界，她可以将任何情感和思想随意地表现出来。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人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
这种舞蹈，绝不仅仅是身体四肢的反应，也不仅仅是依靠大脑的指挥，而是心灵的招引，一个内在的自我悠悠觉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展示的是原生态的生命真相，是世界的模样，植物的发芽声，蓓蕾的初绽声，森林里的万籁交响，稻田里的蛙鸣，指间流泻的音乐，颤动着无与伦比的光芒。由此，舞蹈艺术走进了人的内在与本真，成为人的基本素质之一。
母亲见邓肯呆若木鸡、精神恍惚地持续那么久，经常惊慌失措。
不过邓肯还是在思索着。在她进行的研究中，最初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学习格鲁克的音乐。母亲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菲乌斯》，直到窗户上曙光闪耀。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因此母亲一抬头总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时大雨倾盆，雨水的细流就淌到地板上，因为工作室顶棚的窗户很少是能防雨的。
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风凛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则热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大家是不方便的。不过年轻人能屈能伸，对这些满不在乎。母亲又是个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给孩子们的工作助一臂之力。
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邓肯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
歌剧院的图书馆。那里的管理员对她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不管什么样的书籍，只要是关于舞蹈的、关于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的，都搬出来让她随意选用。
邓肯便聚精会神地阅读上自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随读随记，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这个工程浩大的实验之后，她才知道能够求教的大师只有三人：
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邓肯的探索引起了一些具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贵族的注意。某天下午，天将黄昏的时候，一个女子敲响了邓肯住所的门。
她自我介绍道：“我是波拉利王妃，是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艺术使我，特别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发生了兴趣。”
波拉利王子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不仅痴迷于邓肯的舞蹈，而且对邓肯把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理想也十分赞赏。
他让夫人邀请邓肯到他们家的客厅举行一场舞会。
而王妃会作画，同时又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和管风琴。
这位王妃似乎从这个空荡冰凉的工作室察觉到邓肯一家的贫困，看出了他们面有饥色。当她告辞离去的时候，羞怯地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装着2000法郎。
波拉利王子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身段单瘦，总是戴着一顶小黑绒帽，下面是一副小巧漂亮的面孔。他弹着自己心爱的古琴，为邓肯的跳舞伴奏。
邓肯穿上舞服，在他的音乐室里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赞美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幻象。邓肯那关于动作和音乐之间关系的理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她对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
王子那纤巧的手指弹在琴上，宛如恋爱着它、抚摩着它。他的赞赏像一股暖流涌上邓肯的心头。
最后，王子叫了起来：“多可爱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爱！”
邓肯也用法语羞涩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一直为您跳舞，在您那动人的乐曲启发下创作舞蹈。”
在波拉利王妃工作室里举行的晚会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对外开放，观众不仅限于她的好友，这样一来，邓肯的舞蹈引起了人们更为广泛的兴趣。
从此，邓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连举行收费的晚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波拉利王子每次都到场。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挥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这句口号第二天就出现在巴黎各大报纸的版面。关于邓肯舞蹈的各种评论也纷纷出炉。
最为人称道的是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一段妙论：
伊莎多拉的舞蹈不再像过去的宫廷舞蹈和芭蕾舞，只是填补空闲、激发余兴的节目罢了，而是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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