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时欧洲著名的舞蹈家、美国现代舞的另一位奠基人洛伊·佛勒找到了邓肯的工作室。
见面之初，邓肯就把自己关于跳舞的理论讲给佛勒听，并给佛勒跳了几段舞。佛勒是开创舞台艺术光色变化的先驱，她很欣赏这位美国姑娘的才华，她对邓肯说：“我现在正经营着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演出，准备去柏林。我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前往。”
邓肯一直很钦佩贞八重子的艺术，她欣然接受了佛勒的提议。
临走那天，博尼亚来为邓肯送行。他们最后一次去城岛，瞻仰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柏林，邓肯到布利斯托尔旅馆，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找到了佛勒。
佛勒按了一下电铃，给邓肯叫来一份非常丰盛的晚餐。晚上，佛勒要在冬季公园跳舞。
佛勒当时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侍女不时送来冰袋，放在椅子上，垫着她的背脊。佛勒说：“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好像就不痛了。”
邓肯注视着她，真不知道她怎样才能赴约去跳舞。
那天晚上，邓肯坐在包厢里看佛勒跳舞时，看到佛勒光彩夺目的形象，她简直无法把她与几分钟以前那个忍受着剧痛的病人联系起来。她变成了绚丽多彩的兰花，变成了袅娜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螺旋形的百合花，真是五光十色，变化无穷，犹如魔术一般。
多么非凡的天才啊！邓肯沉醉了。
演出结束后，邓肯神思恍惚地回到旅馆，这位奇异的艺术家使她魂不守舍。
第二天早晨，就像初到巴黎时一样，邓肯初次出去观赏柏林市容。作为一个对希腊和希腊艺术向往已久的人，柏林的建筑物顷刻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她细心地观赏了柏林的建筑，体会着这些建筑与希腊建筑的共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在柏林逗留了几天之后，邓肯又随着佛勒的剧团到了莱比锡，然后又到了慕尼黑。
邓肯对在德国的日子感觉非常开心，她白天到外面去周游观赏，晚上就到剧场去看佛勒的演出。当佛勒在德国的旅行表演结束之后，艺术团又希望能去维也纳，可是贞八重子的演出也许是曲高和寡，佛勒遭到了惨败，缺少足够的钱，而且这次看来已完全不可能借到任何一笔款子。
邓肯自告奋勇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援助。她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给艺术团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
经过邓肯的一番努力，艺术团终于凑到了足够去维也纳的钱。
邓肯又跟着一起来到了音乐之都维也纳。
在维也纳，邓肯邂逅了匈牙利的一位戏院经理亚历山大·格拉斯。格拉斯看了邓肯的舞蹈之后，极为欣赏，他对邓肯说：“假如你想追求光明的前途，那可以随时到布达佩斯来找我。”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邓肯很崇拜佛勒的艺术，但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巴黎，而自己在这个由美丽而癫狂的女人组成的剧团里。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旅途中一切戏剧性事件的一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于是，她决定打电报把母亲从巴黎叫来。
母亲果然来了。邓肯把对目前处境的一切想法都告诉了她，最后俩人决定离开维也纳，这时，她想起了格拉斯的建议转往布达佩斯，并顺利地找到了格拉斯。
于是，邓肯有了第一次在剧场为观众献舞的机会。格拉斯向邓肯提出：“我希望你能在我的乌兰尼戏院里表演独舞，我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0个晚上。”
邓肯还有些担忧：“我跳舞是为有鉴赏能力的人，以前只跳舞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
格拉斯不同意邓肯的观点，他鼓励说：“艺术家是眼光最高、最挑剔的观众，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百倍地喜欢的。”
邓肯听信了，签了合同。
果然，邓肯第一晚的演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的30个晚上，场场爆满。美丽的布达佩斯城，一片姹紫嫣红。在河边、在山上、在紫丁香怒放在每座花园里。每天晚上，如痴如狂的匈牙利观众发出暴风雨似的喝彩，把他们的帽子扔到舞台上。
邓肯以她极具魅力的独舞征服了布达佩斯的观众。
有一天，格拉斯带她去市面上的一些小餐馆进餐。在那里，可以听到吉卜赛人美妙的演奏。踢踏的快板，含有飞扬尘土的乐曲，让人联想到马车团队和林荫大道的天籁。
邓肯激动地说：“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邓肯尝试着把吉卜赛管弦乐队搬上舞台，为她伴奏。这种长期以来为贵族们嗤之以鼻的下里巴人的音乐一登上大雅之堂，即以其无拘无束的形体语言和奔放嘹亮的音乐表现风靡全城。邓肯也常常陷入那种充满渴望与动荡不安的旋律里不能自拔，她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穿上红色舞衣。因为，红色象征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不屈的意志。
1902年4月的一天早晨，邓肯看见多瑙河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烁荡漾，使她获得深刻的印象。当晚，她传话给乐队指挥，让他在演出结束时，临时加演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此时的邓肯首次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像这季节一样春风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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