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天晚上，邓肯在柏林演出。但她似乎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但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
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大声对邓肯说：“你的舞蹈非常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邓肯反驳说：“您说什么？这蓝色幕布是我自己的，我发明它的时候才5岁。我从小一直都用这种背景来跳舞！”
那人说：“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思想！不过，您正是我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邓肯反问道：“那！可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我是艾琳·特里的儿子。”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艾琳·特里，这是她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
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开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的母亲说：“啊，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舞蹈这么感兴趣，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这还是母亲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热血男子，他兴奋至极，向邓肯解释着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克雷格身材挺拔，面貌极像他那完美的母亲。近视镜后的眼睛中蕴藏着灼人的热情。周身却有那么点女人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他对邓肯说：“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邓肯迅速地坠入到与克雷格的爱恋之中。有一段时间，邓肯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睡了两个星期。
克雷格身无分文，邓肯又不敢回家去取钱。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餐饭，让人给送来。邓肯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之后，邓肯和克雷格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
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克雷格为人很风趣，他从早到晚都精神饱满，并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他兴趣广泛，充满想象。
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回到冷静、严肃之中，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面对着邓肯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揪住自己的头发，对着邓肯吼道：“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这时也想起了自己的学校，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尽管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他的自尊心，作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常常说：“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惠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伊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邓肯反驳说：“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惠，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
同时，他们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伊丽莎白为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当她们知道了邓肯跟克雷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
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邓肯。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的艺术，最后讲到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母亲，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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