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苏联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9月30日凌晨，邓肯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的朋友都避而不见。
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签证。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维持基本的吃和住，经纪人却在其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
幸运的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
邓肯在绝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
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邓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邓肯就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带着病中的邓肯离开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担心这对邓肯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慢慢好转。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休息，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刀割开肿胀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她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伊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邓肯在乔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笔来，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邓肯自传》。但遗憾的是，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宽裕一些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
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自信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
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让他们通晓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体训练尚在其次，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
“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很感兴趣，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经济问题。但谈判进展缓慢，因为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们犹豫不决，大半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4个字。
1925年岁末，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邓肯还在苦苦努力地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最后她沉痛地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1926年9月10日，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其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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