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知识分子，壮大革命阵营
延安时期，由于我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坚持实行爱国统一战线，使大批知识青年和文化艺术界的进步人士纷纷投奔延安。他们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这些文化人与工农分子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如何将这部分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即如何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成为当时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党做出了表率。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曾与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是同学。1936年10月10日她从西安启程到保安，而在此之前，她已是出过十多本作品集的著名作家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丁玲对这类人物相当熟悉，思想上有共同之处，感情上也不乏同情，因此在写作时往往能“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里”，刻画出他们的心魂。其中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甚，以至有人认为莎菲就是写作者自己。
对丁玲和她过去创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相当了解的。丁玲到保安时，毛泽东亲自接待过她，不久又赋《临江仙》词一首相赠。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词中对丁玲这样一个过去文弱的女作家，现在要穿上军装随军到前线去，表示了热情的赞颂，也概括了丁玲过去人文方面的突出特点。
到陕北后，丁玲即以革命战士的姿态出现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坛上，思想和创作上逐渐起了变化。后来毛泽东曾亲笔给她和欧阳山写信，为他们的新文学道路而庆贺，并约他们去吃晚饭。
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曾对她说：“你开始做工作就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后来，丁玲果然坚持深入工农兵，并在《三日杂记》一文中记述了她跟村长老婆——柳拐子婆姨睡在一个炕上谈家常的情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很是高兴。他对丁玲说：“唉！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言语之间，对丁玲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十分满意。
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为写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批评。而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等则乘机落井下石。一次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这个不搞文化工作的人却振振有词地批评起丁玲来，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大有将丁玲一棍子打死之势。在总结时，毛泽东出来说话：“《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中肯的评价。从而保护了丁玲。高干学习会结束后，毛泽东仍然信任丁玲，分派她去负责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工作，领导那里的学习和整风。
后来，丁玲曾去请教毛泽东：“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毛泽东中肯地解释，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当然人家不高兴啰。
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被错误地打成了“大右派”，《三八节有感》也被诬为“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进行了所谓的再批判。出现这样的失误，就毛泽东本人来说，恰恰是违背了他当年所说的“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
“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在延安，与毛泽东交往甚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是萧军。
1938年春，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当毛泽东获悉这位曾在鲁迅身边成长、战斗过的文学青年到达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并提出想安排时间见见萧军。当时萧军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孤傲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此就客气地回答说：“不见了，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当时丁玲正好与萧军住在同一招待所，听了萧军这样的答复，就对他说：“毛泽东这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事隔不久，毛泽东穿着半旧的军装，面含微笑，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一些文艺界人士，并同萧军亲切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接着又随和地同大家一起用餐，边吃边聊。这次会见，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军在延安住了两个星期后，因丁玲热情邀请，改变初衷，于4月初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出发前，毛泽东、洛甫等领导同志在陕北公学大操场上招待边区文艺工作者。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大碗酒。席间，毛泽东讲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话。虽然当时春寒料峭，风尘时起，沙土蒙碗，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火热的、舒坦的。这是萧军第二次见毛泽东。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