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境界与小境界
刘耀兰
凝视着《饥饿的苏丹》这幅照片，那个可怜的小女孩静静地躺在非洲大草原上，即将成为那只贪婪的秃鹰的食物，而我们几乎成了《动物世界》节目的看客。我实在想不出是该诅咒凯文卡特，还是该诅咒这可恶的秃鹰，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折磨中，职业道德与良心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他在抢拍完之后，就把那只秃鹰轰走了。他看到，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可怜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饥饿的苏丹》这幅照片震撼我的除了照片，还有作者凯文卡特。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凯文卡特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此外，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张纯如。她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里面的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她是流着泪滴着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恶行迫使她写出如下难言之实：“很多士兵不仅强暴妇女，还将她们剖腹割乳，活活把她们钉在墙上，”张女士写道：“活埋，阉割，肢解和灼烤活人不仅变得司空见惯，而且还有更多恶魔般的酷刑，诸如以铁钩穿舌，悬吊活人，或是将人活埋，土至腰腹，看着他们被德国狼犬撕碎。此等邪恶之举，即便纳粹来到城中，也要为之胆寒。”
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的采访时，她这样表述写作《南京大屠杀》的动机：“我写此书，是因为出于愤怒。”
2004年11月9日，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死因不难理解，那是她内心的痛苦超出了她精神承受的能力。她像凯文卡特一样，“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网络报纸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大都是把个人的伤逝、哀怨、孤独、困惑，以文字的形式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对话，这些个人的小恩怨与凯文卡特、张纯如们的大爱大善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我们凝聚已久的渴望与梦想，以及遇到的人生艰窘的体验和尴尬，与他们内心的痛苦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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