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粟裕和刘英会合，重新集结的挺进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简称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这时候的粟裕和刘英早已冰释前嫌。粟裕左臂残疾，刘英则因负伤同样右手腕致残，在给新兵讲解游击战术时，粟裕就很风趣地说：“人们以为刘英和我是三头六臂，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一双完整的手。”
1938年3月，粟裕率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刘英奉命留在了浙江。他们从此再没能见面，直到5年后刘英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并杀害。
粟裕非常怀念这位战友。刘英死后，他千方百计找到了刘英的遗孀和遗孤，并主动担负起了抚养之责。刘英的岳母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刘英又留下了两个遗孤，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粟裕专门让人备了一辆马车，遇有敌情便让马车随大部队转移。
与刘英的那段恩怨偶尔还会被人提起，不过粟裕对此更多的已不是抱怨，而是一声轻轻地感慨：“那时我们都太年轻……”
年轻意味着不成熟，意味着诸多的缺憾，可是只要搜寻我们的脑海，那些最不能忘怀的记忆，以及最真挚的朋友，往往也正来自于此。
走出青涩的粟裕又碰到了一位故人，在前往皖南的路途上。所不同的是，这位故人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
他就是粟裕进入浙江时所遭遇的第一个大敌——黄绍竑。
上满发条的闹钟
黄绍竑先前在山西指挥了娘子关战役，但是指挥得很凌乱，尤其是对川军使用了“填坑式战法”，导致最后一败涂地。回到南方后，考虑他曾在浙江主政两年，熟悉当地情况，又娴于吏治，蒋介石便重新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
这个省主席并不好当，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包括浙江省会杭州在内的许多地方皆已失陷，溃退部队到处都是，连交通都为之堵塞，种种不利境况，让黄绍竑长吁短叹，彻夜难眠。
与粟裕见面后，大家都不再计较过往。黄绍竑留粟裕吃饭，粟裕则邀请黄绍竑视察教导总队。
这时的游击总队共有500多人，数量上又回到了刚进浙江时的水平，而且红七、红十军团时期的老骨干也不太多了。装备上与国民政府的正规野战军相比，更是显得落后，除枪支混杂、未穿着制式军装外，不少人拿着大刀长矛，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
不过在南方游击队中，游击总队仍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武装。那些不多的红军老兵，既能打正规战又能打游击战，其军事素质与一般的地方游击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刘英在叶飞等人面前每每会以老大自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兵主要是临时招募的一些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打过什么仗，仅接受过临时性的游击战术训练，但这些新兵有知识有朝气，是部队未来的希望。
视察时，游击总队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黄绍竑看了很是高兴。
过去像黄绍竑这样从正规战出来的高级将官，一般是看不上游击队或游击战的，可是抗战开始后，对手变了，在日军面前，即便是中国的正规军主力，装备方面也处于劣势，要跟对方在一点一线上争长短、决胜负，实在很吃力。经历娘子关一役后，黄绍竑对此可谓感同身受。
形势决定战略，持久抗战、全面战、总体战遂成为此时国内最流行的军事术语。黄绍竑由此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对游击区和游击战进行了研究，还一度向蒋介石打报告，愿意辞去浙江省主席，亲自带一支部队到游击区去活动。
视察结束时，黄绍竑当众承诺拨给游击总队5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从而为这支抗日新军助了一臂之力。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义面前，曾经的死敌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暂时的。
1938年4月18日，游击总队到达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作战序列。
新四军系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其中叶飞的闽东部队，黄道的闽北部队都已到达岩寺，并合编为第三支队。要论渊源，游击总队与三支队最为接近，可是因为“火并”时候的那点心理阴影还在，要立刻坐一张板凳上共事，多少还显得有些尴尬，最后的结果是：粟裕就任第二支队副司令，游击总队也编为第二支队，为第四团第三营。
粟裕到达岩寺时，台儿庄大战已经结束，徐州会战进入后期阶段，日军正计划南北合击，对徐州实行迂回包围，原驻镇江、苏州、芜湖的主力野战师团因此均被紧急抽调了出去。
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在苏南牵制敌军，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指示，让新四军先派支队到溧水一带进行战略侦察，并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新四军军部收到指示后，按照这一标准点兵点将，点到了刚到皖南才几天的粟裕，由他出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越过日军的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一路挺进。
先遣支队共有400多人，配置极其精干，成员都是由第一、二、三支队中抽出的团以下干部，下辖的3个侦察连也均为3个支队中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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