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格勒
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用一支旧得不成样子的钢笔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在信里，我讲了一下家里的近况。母亲仍然自己一个人，和我生活在一起，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养花。我，马上就要结婚，妻子是出版社编辑，因为出版我的小说认识，她比我年长，不算漂亮，但是人很和善，也很敬业。她说从第一次见到我开始，就觉得我这个作者似乎可以信任，这种感觉在之后的交往中得到了确认。我还在信里讲了一下艳粉街现在的状况，它已经被夷为平地，然后在上面盖了无数的高楼，现在已经是核心市区的一部分，有几个大型的超市和不少的汽车4S店。我在信的最后说，虽然很久之前你就告诉我，不要去看你，不用再给你写信，可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我还是想写信给你，跟你讲一下。然后我把那支旧钢笔放进信封里，把信寄了出去。
像过去一样，我没有收到回信，但是收到了那支旧钢笔，监狱把钢笔给我退了回来。我明白他们的意思，钢笔有时候会成为凶器，这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一切还都较为宽松。我把它和我的旧信件放在一起，锁进了抽屉。
我和我的父母搬进艳粉街的时候，是1988年。那时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它形成于何年何月，很难说清楚，我到那里的时候，它已经面积广大，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每当市里发生了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这里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几条街道。
那年父亲三十七岁，刚从监狱出来，1985年，他因为偷了同事的两副新扑克牌，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在入狱之前，他是工人，据母亲说，父亲晚上喜欢读武侠小说，还参加过厂里的征文比赛，写过歌颂“两个凡是”的诗歌。出来的时候他一条腿瘸了，不过还可以自己走路。找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要在对方面前走几圈，你瞧，我瘸得不厉害，他总这么说。一个狱友，先他四个月出狱，在艳粉街开了一家台球厅，要他过去帮忙，他说那里房租便宜，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容易交到朋友。台球厅在地下一层，没有窗户，装有两个硕大的排风扇，里面每天烟雾缭绕，卖一块五一瓶的绿牌儿啤酒和过期的花生豆。大人们在里面喝酒打球，谈事情，除了十几个台球案子，还有六七个房间，有的里面是一张牌桌，有的里面是一张床。父亲的任务是拿着一根废旧的台球杆坐在台球桌旁边的椅子上，装作会打球的样子，处理一些纠纷。他常哼着里面播放的音乐，在一年后，他最后一次伤人之前，他已经学会了不少粤语歌。
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学会打台球。
那次严重的斗殴具体因何而起我已经无从知晓，没有人告诉过我，只知道父亲打坏了一个年轻人的脊椎，导致他永远无法站立，而我的家里又拿不出赔偿金。而据我的猜测，他也许只是想让自己看上去能干一点，毕竟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或者是在击打对方的时候，想起了自己过去受过的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因为是累犯，又是特殊时期，这次的刑期很长，父亲被带走之后，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告诉母亲和我忘掉他，也不要去看他，他不会见我们。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相当固执。我和母亲试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写去的信也全都给退了回来。
父亲回到监狱之后，我和母亲依然住在那里，她每天清晨推着一车毛嗑儿出去卖，工厂倒闭之后她就开始干这个。我帮她把三轮车推到巷口，然后自己走路去上学。以我的脚程，二十分钟可以走到，我目不斜视，笔直前行，需要走过六条街和一个旱厕。清晨的街道上布满了垃圾，只有一个独眼的环卫工人打扫。他年过花甲，老是用那只没瞎的眼睛审视着那些清晨时候下班的妓女，她们大多挎着镶有闪闪亮片的皮包，穿着高跟鞋，有的摇摇晃晃，已经醉了，妆容花在脸上，有的抽着烟卷，眼睛快要睁不开，急匆匆地赶回出租屋去睡觉。路上常有人打劫，劫匪一般都是附近职业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水案或者修理汽车。他们在裤兜揣着折叠刀，三五个一伙儿，在拐角或者树后面出现，把你拉到胡同里，打你两拳，然后开始搜你的身上。我记不清自己被抢了多少次，按道理说，他们如果能够信息共享的话，抢劫我这样的孩子是十分没有效率的，我兜里没有一分钱，腕上也没戴手表，只有一书包的书和一个生锈的文具盒。可惜在那个行当里，总是有新人加入，他们不认识我，他们需要钱去买游戏机的币子或者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儿买八王寺汽水。我已经习惯站在他们面前，自己主动把衣服脱掉，让他们看清楚之后再把衣服穿上。这样既能避过一些拳脚，还能节省时间，防止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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