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公益事业
1736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我又再次当选。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得到更多的机会以便与议员们保持联系。这样有利于我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
对于我的连任也有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位新议员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境富足。这些有利的因素使他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也确实如此。我并不想为了得到他的支持而去巴结他，但过了段时间。我就用其他的方法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即派人把书给我送来了。一周之后，我把书送还给他，并且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慷慨表示万分的感激。
这以后，当我们在议会再次见面时，他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彬彬有礼地和我讲话（以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止）。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一句古老格言的真实性：“如果有个人帮了你一次忙，他还会愿意帮你第二次，并且比你帮过的人对你还热心。”我在这件事上的成功说明，对于敌对行为的最好方式是想法审慎地消除敌意，而不是互不退让，憎恨仇视，进行恶意报复。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前者的益处要大得多。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地向公众事务转移。虽然开头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先使我考虑到应该建立起一定的规章制度的事情，是费城的巡夜问题。针对一些反常的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讲读会里宣读，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6先令，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50镑，可是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完全一样。因此我建议使之成为一种固定职业，雇用专业人员从事这个工作，让值夜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为了使这项开支更加公平起见，应该根据财产拥有量来征收税款。
这个主张得到了讲读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又由会员传播到其他各分社去，作为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在当时未能得到实行，但是我们的建议为此项改革铺平了道路，数年之后市政当局采纳我们的意见。
与此同时，我针对火灾等事故的发生及防范写了一篇文章，不久就促成了一项计划，为了能够迅速扑灭火灾，同时在发生危险时便于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我们组织了一个消防队。很快就有30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后来，消防队一个接一个的组织起来。从那以后，费城没有发生过烧毁两间住房以上的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刚刚烧掉一半之前，迅速集结的消防队员就将火焰扑灭了。
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生活也日益优裕。因为我的那份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个时期它是本地区和邻近各地唯一的报纸。我感到这样的一句谚语正在应验：“挣到第一个100镑后，挣到第二个100镑就容易多了。”因为金钱本身就具有繁殖的能力。
由于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生意非常成功，我很受鼓励，决定开办新的合伙生意并决定找几个表现好的工人。派他们到各个殖民地去建立自己的印刷所。这些人大都经营得不错，在我们6年合同期满之后，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和设备，独立经营，整个家庭赖以为生。
应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事业感到满意，不过却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很不满意：本地没有安全防卫措施，缺乏一套完整的青年教育制度，没有民兵组织，也没有学校。
于是，我在1743年起草了一份提案，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彼得斯牧师正好悠闲在家，我考虑他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转交给了他。然而他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大概是认为继续为主效劳更为有利吧。由于找不到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即1744年，我提议成立一个哲学学会，这个建议得以实现。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已经打了多年仗，而后法国也已参战，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托马斯总督曾力图说服议会，从本州的安全出发通过民兵组织立法，并且订立相应条例，虽然他为此耗尽心血，但结果都失败了。因此我决定想办法建立一个民众志愿协会，予以声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首先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印刷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朴素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了我们毫无防备的局面，同时指出为了增强防卫力量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提出几天之后成立一个促进协会，请大家签名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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