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贵回到家里，发现弟弟和妹妹果然买了米面和猪肉，又从屋后的菜地里拔来很多青菜，便很是高兴，指挥二小赶紧做好吃的。
三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又将陈家送的白糖放入水里，做成糖水喝。
赵小虎和赵小妹毕竟是小孩，吃完好吃的就眉开眼笑起来，早就把霍大牙的催债忘到脑后去。
赵大贵嘱咐弟弟妹妹好好看家，然后又出门，再次过河到县城去。
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因为担心秘密暴露，赵大贵有好多该买的东西都没买，此时就要偷偷买齐了。
先是找家药铺，问骨炭的事情。
这时代的骨炭还算一味药，似乎治拉肚子用的，每个药店里都会背一些，价格也不贵，一担也就五分到一钱银子，便直接买了一担一百斤。
然后，又到杂货铺买制糖用的瓦溜和木桶。
瓦溜说白了就是大型的漏斗，只是这时代因为没有塑料，铁又舍不得用，所以采用陶器做的，在制糖、熬盐、炼油、做米醋等时候要广泛用到，价格自然也不贵，一个也就几十文钱。
赵大贵自觉财大气粗，便买了五个瓦溜、两个木桶，跟着骨炭一起，费了半天劲，又扛又拉地弄到码头，还是照样过河，拿回家里去。
一天之内来回跑两趟县城，还拿了不少东西，加上身体其实没有完全好，晚上赵大贵就有些疲惫不堪的感觉。
不过，外面现在有几十两银子的高利贷压着，赵大贵也不能就这么歇着，吃完晚饭就指挥着弟弟妹妹清洗家里的铁锅，准备将粗黑糖熬制成白精糖。
将黑糖或红糖变成白糖的原理异常简单，做起来很容易，基本上初中化学课没打盹的人都知道，根本不需要动用主神图书馆这种大杀器。
赵大贵还记得初中时的一次化学实验，化学老师（还没死啊，真好）用玻璃烧瓶装上清水，然后往里放入红糖，用玻璃棒搅拌，使之溶化完全。
红糖之所以红，就是因为糖里含有大量杂质所致，放入烧瓶做成红糖水后，大量杂质在溶液里，红糖水自然也浑浊发红了。
接着，化学老师往烧瓶里放入少量骨炭后摇晃，红糖水溶液里的杂质就会被骨炭颗粒所吸附，整个溶液便逐渐澄清，只在底部存留一些吸附上杂质的骨炭颗粒。
用过滤纸做成漏斗（好多人都玩过吧），将烧瓶里的红糖水溶液倒进去，又在滤纸漏斗底下放另一个烧瓶接着，骨炭等杂质就会留在滤纸上，另一个烧瓶里就只有清澈透明的糖水了。
最后，将这烧瓶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将水分全部蒸发干净，在烧瓶底部就能得到白色的结晶体，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白糖。
所以，红糖变白糖的关键就是用骨炭的吸附性质，将红糖水里的杂质清除出去，然后像煮盐一样，使水分蒸发，获得白糖颗粒；除了骨炭外，木炭、竹炭等杂质吸附能力强的活性炭都可以用，甚至用黄泥水代替也可以。
所以说，中国清代土法炼糖，就是最后一步没有跨出去，黄泥水淋红糖再进一步，就是用黄泥水澄清红糖水，然后将变清的糖水重新熬煮，蒸发水分，就可以批量得到干干净净的白精糖，质量和出糖率都比黄泥水淋红糖高出很多。
不过，现代人也不用觉得清代的炼糖手法过于落后，就这么落后的黄泥水炼白糖方法，南洋诸国都未能掌握，以越南为例，本身盛产甘蔗和赤砂糖，却并不掌握任何生产白糖的方法，一直到19世纪中叶，都是在大量出口赤砂糖的同时从清国进口白糖，甚至对清朝的白糖是有多少进口多少，采用非常优惠的进口税率的。
欧洲在中世纪并不掌握白糖的生产方法，甚至土红糖的价格也奇贵无比，也就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普及后，在18世纪左右，才研究出白糖生产的机理，在甘蔗制糖的基础上，还发展出甜菜等制糖的技术，到19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制糖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了。
在清朝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英国怡和洋行在香港建立“中华精糖公司”，专门收购中国的土红糖生产出白糖，每日能处理四千担红糖；并在1880年，在广东汕头角石开设分厂。
此后，英国太古洋行也在香港建立太古炼糖公司，专门收购土红糖，生产白糖。
西方人建立的这种炼糖厂，就是收购中国的便宜土红糖，然后用骨炭吸附的方法清除杂质，然后重新蒸煮，生产出雪白的白糖。
不过，如此说来中国的糖业手工业者，直到1878年甚至1880年的时候，都没有掌握红糖变成白糖理论，让洋人凭空占了好多便宜而去，有谁算过先人们的心理阴影面积呢。
唉，说多了都是泪啊。
闲话少说，赵大贵用清水洗干净铁锅、木桶和瓦溜，又将特意取来的新鲜秸秆烧成的草木灰放入铁锅里，倒上大桶水进行熬煮，最后又用秸秆熬成的水将瓦溜和木桶又重新洗刷一遍，算是完成了清洁和消毒工作。
新鲜秸秆烧成的草木灰做成的水溶液，是相当强效的消毒液，赵大贵指挥着赵小虎和赵小妹，用草木灰水将床、桌子和锅碗瓢盆等都刷洗一遍，这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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