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要冒险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所能做的，只有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在四川同盟会所发动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的损失极其惨重。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建议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自成立之日起，同盟会所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之多，类似四川这样由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更是不下数十次，可惜无一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只有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式的起义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1910年秋天，同盟会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目标是“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为同盟会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黄兴在海内外“选锋”，即挑选骨干组成先锋队。加入先锋队的知名四川籍革命党人中，除熊克武外，还有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而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炸弹制造，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也就是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圆，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圆制炸弹，开支不小，同时制造过程又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从而发明出了一种符合实战需要的安全炸弹。
潜伏广州期间，喻培伦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近距离侦察，发现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一看，把守炮台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向游客兜售茶叶甚至聚赌抽头。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炮台的防守力量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由于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所有既定步骤都被打乱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确实曾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孚琦并不在暗杀名单中。广州城当时一共有三个清廷大吏，孚琦是三人最昏庸无能的，被同盟会盯住的人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他才称得上是革命党的心腹之患。
孰料同盟会首轮派出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中途不得不换人。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可是阴差阳错，让孚琦做了李准的替死鬼。
没打着真正的蛇，却提前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了戒备。起义军原拟于4月13日举行起义，这样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指挥部，起义进入了倒计时。由于官府已听到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对城内进行策应，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可是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仍未到达，一些领导人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部分基干人员外，将其余起义人员全部撤回香港。
那时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已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见黄兴尚有些犹豫不决，喻培伦进而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听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他随后致电香港，要求起义军总部重新派人前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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