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
北京政府几乎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的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加下，便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是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都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密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京，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还要问成死罪。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上将们并不都肯听任袁世凯的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之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杀赵尔丰即为其中之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国家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又过了几年，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予以特赦，得以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尹昌衡自豪的一部分。
胡景伊阴谋得逞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都被迫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胡景伊则视蜀军为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更成了他的不贰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是四川都督，熊克武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足够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碴儿。蜀军上报的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瞧不下去了，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为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搞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当，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静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的做法渐渐也行不通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感到不能轻动，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确实到了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的时候了，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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