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革命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终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所以讨袁必先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要攻下成都，又必须首先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还是这些人马该如何用法，有人向熊克武献计，说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是熊克武在日本东斌军校的同学但懋辛，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还不幸被捕，他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录，却也是九死一生。其所献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设若当时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了。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平时指挥决策多采用圆桌形式，甭管什么作战方案，都要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众人都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派王子骞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迅速将周骏的第一师调到了泸州。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讨袁军第一支队，也同样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至为激烈。
武器的优劣与否，是对战场风向进行评估的一个基本标准。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武器。老川军的武器虽然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但已显得过于老旧。尹昌衡当初评论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固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过它们相比于蜀军的“最新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绌。
蜀军不仅武器精良齐整，而且军官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同事战友之间，相处犹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激战中，第一支队前仆后继，多名营长阵亡，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落于地，便用左手拾枪，继续大呼前进。
在蜀军的舍命攻击下，周骏师作战失利，被迫退入泸州城中，继而遭到四面包围。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军开始发力了。在袁世凯的统一调度下，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顶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还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就已经失陷。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各支队被袁军分割包困，处于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分”竟然演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没，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潜藏于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其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的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在此基础上，胡景伊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人家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得家破人亡。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熊克武等人被迫再次亡命海外。辛亥革命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和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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