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就在陈宦、冯玉祥谈话之际，刘一清、邓汉祥借故把陈宦喊出来，把预设伏兵的事告诉了他。刘、邓的想法是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再由陈宦自兼该旅的旅长。
不料陈宦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冯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剑影，但陈、刘、邓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一场失败了的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1916年6月25日，陈宦被迫逃出成都，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紧接着也率部撤离了四川。离川时，冯旅搂草打兔子，把成都军火库给清了个空。为了便于行军，官兵们把大部分行李都扔掉了，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6月27日，周骏进入成都，随即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蔡锷同意援川，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在出兵进川方面，滇军内部本有分歧。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提出在护国战争胜利之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便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于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鼠肚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做是否师出有名，以及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大局观较强，而且知道如何把握事件处理的时机与火候。以陈宦向他求援为例，如果不答应，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但要是在第一时间就派兵前去，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么陈宦就有希望在四川站稳脚跟，而滇军很可能依旧被排斥在外。
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
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周骏岂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见势不妙，他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败退撤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皇”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凄惨之状。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犹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敢予以收留，都唯恐引火烧身。
想想周骏也真够倒霉。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样，开始赢了一大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开心一下，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自己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到了一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头衔，虽然是聊以度日，但也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全力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来四川捋老虎须？
从蔡锷生前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他确实也有以四川为中心，再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局面的构想。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终于有望得到稳定与安宁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因为劳累过度，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8月8日，他在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还说，他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说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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