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三公
滇军的凶残暴虐，迅速招致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多数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谓之“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将他们的武器予以收缴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又将武器全部夺了过去，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激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革命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刘罗之战”开始了。谁也不见得是好人，但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刘存厚当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欲同滇军一拼，那些被遣散士兵在上阵后更是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至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在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后加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这在西南叫作“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相比之下，在争取民心方面，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几个川军曾经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赫然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撂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元上升至十几万元。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省长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贵州宣布独立并派戴戡入川助战。和唐继尧一样，贵州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
黔军兵既不多，武器还差，刚入川时，士兵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等于抓瞎，戴戡在四川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连防区都差点丢掉。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岂止刘存厚对此不服，就连罗佩金也认为戴戡无功受碌，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他，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个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了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便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一国三公”里面，戴戡算是最乏善可陈的，一方面，他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另一方面，又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在还未来省城时，戴戡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则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渐渐地，他就流露出心灰气短的情绪，私下与别人闲谈提及蔡锷逸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就在戴戡几乎已经打算辞职不干的时候，刘罗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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