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蚌相争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他实际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名将领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打不倒谁的格局，“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劝解，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至于胳膊肘儿往外拐吧。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现在仗打起来了，戴戡倒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可问题是也没有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刘罗之战前，北京的段祺瑞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最好的处置办法，只能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刘罗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发现彩球抛到了自己身上，戴戡不由得喜出望外。渔翁既然已经得利，就可以让一对鹬蚌住嘴了，1917年4月21日，他把北京电令告知刘罗，要求双方执行电令。
可是刘罗谁都没有主动停火。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职，而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呢，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争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能够解决战争的终究还是战争。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川军的第一炮就击中了他们的会议室，当场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民初时期的大炮从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够做到指哪儿打哪儿，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只是罗佩金不会这么想，川军的炮击把他的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罗佩金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刘存厚早就防到了此招，成都巷战的同时，他已派钟体道师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以便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信心完全崩溃，1917年4月24日，他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了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个昼夜的巷战方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名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戴戡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摆出了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很多有识之士都为戴戡感到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没有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两人都不愿意去北京赋闲，与此同时，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仍然守着老防区一动不动。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人，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对于张澜的建议，戴戡拒不接受，因为三颗印，他一颗都舍不得腾出来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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