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大战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却对戴戡及其所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次日，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退。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还是力气活，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整整十二天过去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坚守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做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颗大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灾难，魔盒一旦打开，就会让不加节制者后悔莫及，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所为，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京局势也已尘埃落定。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罗佩金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已经有了结果，好好的一口锅眼看着给烧到了焦煳。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达到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混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了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京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各方继续打来打去。
在“三国大战”中，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得对滇黔军有利起来。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忽悠，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得起如此狠揍，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川军各师大部分都参与了“三国大战”，但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这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就与国民党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从他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为重要。在“三国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光是坐而望之，他实际还暗中拨出了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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