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形毕露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此时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其时南北已完全对立，北京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除了利用孙中山与熊克武的矛盾，对熊克武进行牵制和打压外，唐继尧甩出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作“九人团”，这一派为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的留学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作“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投笔从戎，成为所谓的“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及其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民军在护法战争中所损失的枪弹也得不到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需要借用川军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
一旦拥有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后，唐继尧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进逼。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所以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没有。这些话摆明就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历来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其代表直接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
山雨欲来，熊克武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老川军进行极力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即“川人不打川人”。与此同时，他还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彼时九一八事变尚未爆发，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透过“二十一条”等初露端倪，国人深以为耻。熊克武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铺垫后，一部分老川军终于加入了熊克武的阵营，但与倒熊同盟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完全抵销这一差距。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给熊克武留下了一条生路。
两年前，有一个人也像熊克武一样被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径都相似，此人就是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刘存厚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之战、刘戴之战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和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了钟体道的严辞拒绝。钟体道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刘存厚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钟体道对刘存厚而言还有威胁。
刘存厚名不副实，他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钟体道赶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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