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当地实在太穷了，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京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京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官兵拿不全工资，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对刘存厚下达逐客令，陕西方面七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京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陕西人为此还给刘存厚拟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京政府一圈问过来，没有哪个地方肯收容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急得差点跳起来，唯恐北京政府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就在刘存厚深感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熊克武就在川陕边境的阆中，与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成了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沿西路向成都，熊克武沿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的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如今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得以扭转乾坤，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帐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大反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相比之下，赵又新对唐继尧比较忠心，唐继尧让他到东绝不去西，但是两人又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生祠叫作“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把自己的“禄位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克武、刘存厚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顾品珍、赵又新自然不能接受，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他们也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拥有名将压阵，滇军的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向以滇军作战最为顽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常胜不败，便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他们后面的黔军同样嚣张得不行。在滇黔军的控制之下，四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的代名词。一个四川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滇黔川。
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可是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实业团在大为丧气之余，也就自然而然地生起了驱逐滇黔军的念头。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老川军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士兵十分藐视，几乎把他们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戴联军总部要求统一佩戴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极度仇视。
当兵的倒霉，当官的亦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成都巷战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就升不成旅长。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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