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报我四川
川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赢得了人心，川军各部纷纷加入。不过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即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五个手指攥成拳头。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他们最初也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
顾赵没有想到的，是镜子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在“为桑梓而战”口号的激励下，川军各部争先恐后，“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各路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两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处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顾赵计划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是人人争先，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是你推我挤，乃至互不相救。
顾赵认定，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借张飞营之险，击溃其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这就像是一只气球，吹得再圆再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九昼夜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他们坚持到了顾赵所谓的“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一点办法。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这么高尚，讲穿了，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
直至面临山穷水尽，在最危难的时候得到成都庇佑，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一位成都士绅来给川军打气，他先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
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报我四川！”
在护省爱乡之情的感召下，川军鼓足勇气，誓死保卫成都，滇军屡攻不克。顾品珍、赵又新对此大感意外，他们的处境也渐渐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受到的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顾赵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滇军历经半个月的苦战，一天都没有好好地休整过，早已疲惫不堪，结果一退就无法收拾，部队很快就由有秩序的撤退演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
发现滇军溃退，川军立即发力猛追。他们在城内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滇军实在太困太乏了，沿途落伍官兵络绎不绝，而且通常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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