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历史的机遇——英国形成君主立宪制
海洋成就了日不落帝国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经说过：“多少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安全、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面积24.41万平方千米，海岸线总长1.145万千米，人口5 616万。其北部为平缓的山地和丘陵，东南部是青葱的平原，南部遍布港湾，终年多雨雾。就是这样一个中等岛国，偏居西欧一隅，却在近代和当代世界历史上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工程技术、文化、语言，乃至整个文明，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当英国皇家海军在三个半世纪中，扬帆于世界各大海洋上时，对于英国的海洋霸权与国家的兴衰成败，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感悟呢？
立宪制议会民主，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在英国是两院制、政党制和舆论监督——都大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分道扬镳。它保证了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权益，可避免出现独裁的国王——像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腓特烈大帝、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俄国历届沙皇那样，为了一己之好恶，动则倾举国之力发动连年战争，同时开征新税，破坏生产力和人民生活安定；一旦战败，人、财、地三空，国家处于动乱和内战中，导致国力大衰，长期难以恢复。
英国权力格局的沿革
英国长期称雄海洋，从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一直垄断着全球性的制海权。其间，权力起伏较小。这一事实不是出于偶然，或有多少运气的因素，而是英国举国上下齐心努力和审慎决策，实施长年一贯的海洋谋略的结果。
英国权力决策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沿革。各派政治力量经过激烈的、往往是流血的角逐，终于在国家权力这块大饼中，分享到自己的那一份。
亨利二世（1133年—1189年）。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年—1189年），英国的封建王权相当强大；按通常的历史进程，英国可能成为类似欧洲大陆其他主要民族国家那样的专制集权性封建国家。但历史突然意外转折，亨利二世死后的两代君王“狮心王”理查（1189年—1199年在位）和国王约翰（1199年一1216年在位），不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就是残暴无能，使王权大为削弱。教皇、贵族、骑士、市民群起联合而攻之——英国这种各个阶层的公民敢于用抗争甚至流血来捍卫自己利益和权益的传统，确属世界罕见。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皇家海军。
《自由大宪章》奠定分权格局
1215年6月15日，国王约翰在刀光剑影下，不得不签署《自由大宪章》，把国王的权力分割出去，给予教会、贵族、骑士和市民。
分权等于剜了国王的心头肉，约翰和他的继承人亨利三世（1216年—1272年）多次努力收回权力，想撕毁宪章，但都遭到广泛激烈的抵制。经过三个世纪的反复斗争、较量、撕毁、再订、破坏和重建，这种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力格局渐渐趋于定型。其间，为这种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英国发生过多次的动乱、起义、兵变、政变和内战，包括极为残酷的达30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大批贵族、骑士、市民和皇室人员在内战中被杀，财产毁损，争得的每一份权力都浸透了鲜血。
剽悍的英国人渐渐认识到：无论再怎样争夺，自己的那一份权力和利益毕竟是有限的，应该进行某些妥协，并用法律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下来。于是，英国终于形成一种经历了长时期风风雨雨的考验，至今仍在运作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
英国的国力、国势就这样在一个较稳定的政治结构中逐渐积累，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终于达到鼎盛时刻。
“以小搏大”：英国的军事算盘
即使如此，英国在军队组建、军事装备采购、战争等国家安全上的政策和决策依然十分谨慎。它遵奉亚当·斯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富论》作者）的经济学原则，认为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像工厂、农场那样能给国民财富增加新价值。因此，武装力量应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1830年，英国兵员有25.5万人，只占法国的约三分之二、俄国的约六分之一；到1880年，英国兵员共24.8万人，只占法国的一半、俄国的四分之一。而这点兵力却要保卫分布在全世界的3 000余万平方千米的疆土，并有效统治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的军费在19世纪中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预算也只有10%。这种“以小搏大”的策略，对于一个设法统驭四海，并且一旦在欧洲有巨大利益时就准备为之战斗的国家来说，其背后的深谋远虑、工于心计、反复核算及全心寻找最低成本、最佳效益，军事行动一定与经济利益、殖民利益、商贸、金融利益挂钩等长期战略，实在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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