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卫由云南调至浙江的那一年，他的上司、云贵总督高其倬被召进京，继任者为原云南巡抚杨名时，但杨名时身为总督，其权限却仅限于云南巡抚，反而新任云南巡抚鄂尔泰实际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总督、巡抚名实颠倒，究竟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得说到鄂尔泰其人，他并非一般大吏，而是与田文镜、李卫齐名的雍正朝“模范三督抚”之一。实际上，雍正对鄂尔泰的器重和喜爱程度还要超过田、李，本来鄂尔泰刚刚才从江苏布政使晋升为广西巡抚，但在赴任途中，雍正觉得他仍可大用，想命其节制云贵，可是又不好让在总督位子上屁股都还没焐热的杨名时马上腾出交椅，于是这才有了安排鄂尔泰“以巡抚职管总督事”的非常规做法。
鄂尔泰系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与田文镜、李卫以及很多不学无术的满洲八旗子弟不同，鄂尔泰是正宗科举出身，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只是把科举作为敲门砖，在靠中举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转入了对真实学问的钻研和掌握。
拒绝与被拒绝
鄂尔泰最初在官场上得到的职位是袭佐领世职，在宫廷充当侍卫。这是一项清闲差使，鄂尔泰就利用其间的余暇进行学习，每当到内廷值班时，他都必定要带去两本书，“手不释卷，竟夜忘寝达旦”。鄂尔泰自己后来也说，他入仕前读书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并未认真研习过学问，“生平得力，全在禁廷直宿之时”。
鄂尔泰少年登科，但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却好像是进入了一个仕途的瓶颈期，怎么都升不上去。直到三十七岁时，他才得以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往后去又停滞不前了。
鄂尔泰的这一遭遇与田文镜颇有相仿之处，原因或许也都可以归结到性格上去，就是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和田文镜很相像，都比较刚正，不太会趋炎附势的一套。
据记载，康熙朝时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徇私舞弊，鄂尔泰不从，郡王就把他叫过去，要予以杖击。鄂尔泰去是去了，但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匕首，眼看将受杖击之辱，他当场将匕首掏出来，声明如果要当场打他，那他宁可自杀，“士可杀，不可辱！”鄂尔泰毕竟也是一个朝廷命官，郡王本来就心怀鬼胎，见事情可能闹大，连忙让属下收起刑具，并且亲自向他道歉。
如鄂尔泰、田文镜这种类型的官吏，在康熙朝并不受青睐。一晃五六年过去了，鄂尔泰依旧还在内务府当着他的小郎官，这使他的内心很是苦闷。四十二岁的时候，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怀才不遇、悲观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是雍正完全改变了鄂尔泰的人生走向，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遇到雍正，至少“模范三督抚”中的鄂、田都将注定蹉跎到老，更不用说在史册上留下印记了。
有人以为“模范三督抚”是雍邸旧僚，所以才受宠，其实包括鄂尔泰在内，三人在雍正登基前和他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历史关系。当然鄂尔泰其实与雍邸时期的雍正也有过接触，只不过这种接触是外人看起来很不愉快的“拒绝与被拒绝”——雍正想托鄂尔泰利用公务之便为他办点分外之事（也有说他是想拉拢鄂尔泰），但遭到了鄂尔泰的严辞拒绝：“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
换别人，可能恼羞成怒，即便当时不能拿鄂尔泰如何，也一定会记在心里，等着日后有机会再给他小鞋穿，然而雍正到底非同一般，他在碰了钉子后，不但没有记恨鄂尔泰，反而很欣赏他这种耿直的作风，认为这是一种忠臣的品格和资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
雍正登基后，特召鄂尔泰入宫，说：“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郎官，可是却敢上拒皇子，说明守法意志甚坚。现在朕任命你为大臣，想来你也一定不会私下受他人之请托。”
因为雍正的不计前嫌和豁达大度，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终于在仕途上走出了泥潭。
康雍时期的不少满洲大员文化都不高，或不识字或不通汉文，只能靠幕客为其起草和阅读文件，雍正有时也会在朱批中好奇地问对方：“听说你竟然不识字，怎么送来的奏折都如此通顺妥当呢？”他有时更会叹息某某大臣其他什么都好，可惜就是一字不识，平时离不开某某幕客，故难以大用。鄂尔泰不仅是正宗科举出身，而且有着广博学识，像他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满洲大员中委实比较罕见，一旦被选拔出来使用，想不脱颖而出都难，于是仅仅几个月后，鄂尔泰又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大员。
在得到雍正的重用后，鄂尔泰精神大振，又作诗两首，一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一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在忠于国君的前提下，鄂尔泰誓言要以济世为己任，以先贤诸葛亮为榜样，敢作敢为，大展宏图，除此之外，他也仍保持和坚守着他固有的为官准则，即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仕途乃至生命安全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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