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所认为“浙江习气”严重的浙江四府中，有一个嘉兴府，吕留良的家乡就属于嘉兴府。吕家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对明朝的感情自然也更为深厚，吕留良以及他的哥哥、侄儿都在顺治年间参加了抗清斗争，侄儿被捕遇害时，还是吕留良为他送的行。
吕留良本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精通兵法和武艺，很小的时候即能拉开劲弓，且每射必中。奈何时事变迁，非个人所能改变，吕家所组织的抗清斗争最终归于失败，吕留良带着作战时所受的箭伤和国仇家恨归隐乡里。其间他一度参加过科举考试，一考就考中了秀才，但随即又反悔自责，发誓再不在新朝应试出仕。
康熙年间，浙江学使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了秀才资格。后来康熙开博学鸿词科，用以笼络明朝遗民和隐士，吕留良是浙江省第一个受到推荐的人，如果他要应试的话，百分之一百可被取中，也百分一百可做高官，但吕留良坚决予以了拒绝。两年后嘉兴官府再荐，吕留良觉得这是“逼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削发为僧，实践了他“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的志愿。
五星联珠
吕留良晚年，大清江山已经日益稳固，然而吕留良不改初衷，在他私底下撰写的著作和日记中，对大清及大清皇帝从不冠以尊称和敬称，而谓之以“燕”“北”“清”等，相反对于南明皇帝则礼敬有加。他称南明最后一个皇帝为“永乐皇帝”，而不按当时的要求称“伪永历”。他还充满敬意地描写永乐被捕时，满汉官兵为之动容的情景，“（永历）勒马前行，以鞭梢向东面一指，东面的满汉清兵都跪了下来，向西面一指，西面的满汉清兵也都跪了下来”。记述永历被害，吕留良的笔下更是充满同情和悲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百里之内，凡关公庙全都遭到了雷击”。
吕留良的讲义和所编纂的科考文集作为公开出版物，看似持论平正，没有什么偏激的观点，但如果你弄清吕留良真实的政治立场，便会察觉出他在其中也深藏着某些反满思想，最典型的是他会借评论科考文章的机会，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堂堂理学鸿儒，居然是个有异端思想的人！
曾静除了大惊，还有大喜，因为这种所谓的异端思想，他也有，而且随着屡试不中以及生活的日益艰难，这种思想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度陷入消沉的秀才仿佛听到了时代召唤的声音，在吕留良遗著的指引下，他结合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开始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并写成《知新录》《知幾录》，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诉求。
吕留良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大清皇帝虽是君主，却是满人，是“夷”，按照汉族“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必须进行反抗，争取恢复汉人的明朝。曾静完全同意，他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就不应该客气，“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
从自身处境出发，曾静对贫富不均的现实状况非常不满，他一直认为解决的良方就是实施井田制和封建制。令他格外意外和惊喜的是，吕留良也同样对井田制和封建制感兴趣，并且认为完全可施行于今世，从而把百姓从贫穷生活中拯救出来。曾静如遇知音，在《知新录》里，他兴致勃勃地写道：“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而后方可望得治平。”
曾静在老家做先生，能收到的学生也全都穷得叮当响，他的弟子张熙、廖易莫不如此，这使曾静虽在当地有些声望，人称“蒲潭先生”（据考证，蒲潭应为曾静故居旁的一处水潭），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艰难窘迫。曾静的岳父病逝于康熙末年，临死也没能看到“贤婿”和自己的家族得以翻身，而他的舅子更因为在本地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最终不得不举家迁往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清代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事件，为了吸引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其他地区的居民移民四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曾静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曾有移徙四川的想法，继舅子迁川后，曾静便也动起了移民的脑筋。
曾静最初的打算是先到四川看看，然后再搬迁，但在经过长沙时，他突然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原来是朝廷正在宣传刚刚发生的祥瑞，这使他莫名地激动和兴奋起来，竟然认为世道将如自己所预想的那样变好，井田制和封建制也要实行了。
既然就要实行井田制和封建制了，那么何处无安身之所？又何必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地去四川呢？于是曾静打消了移民的主意，返回了家乡。可是回家后，他却失望地发现，井田制和封建制不仅没有要实行的迹象，随着水灾的爆发，家乡米贵谷贵，日子反而变得比以前更艰难了。
莫非“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不是祥瑞，而是一种可怕的异象？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在日记中这样引述“钦天监官员”的话，说“五星联珠”并非祥瑞，实际是内战之先兆，国家要以此线划分为西南和东部两国，军队将在城中哗变起事。“五星联珠”中的金星又称启明星，肉眼看上去为白色，“钦天监官员”因此还警告称，这预示着大清王朝即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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