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的出现，令一度陷于困局之中的雍正几乎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重又亢奋起来，脑子里也有了新的设想。
为了对自己的设想加以验证和取得支持，雍正决定给在西南主持改流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寄去长谕的副本。凑巧，鄂尔泰的一名亲信家臣正好也在京城，于是雍正便将副本封在一个黄缎包裹的奏盒内，令此人迅速携件返回，交给其主子。
就算没有收到长谕，有关投书案及其该案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雍正不利的一些言论，也早已传到了鄂尔泰耳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型的能臣，鄂尔泰拥有发达的政治嗅觉，他和雍正都应该能察觉得到，无论是以前的查嗣庭案，还是如今的曾静案、吕留良案，案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在异象上做文章，与皇帝和当朝唱对台戏。
翻一翻查嗣庭、吕留良、严鸿逵的日记，里面均津津乐道于各种自然灾害，并把它们解释成为灾象征兆。当雍正从日记中读到此类记述的时候，真是又气又恨。他在长谕中拿出相当篇幅对此进行了专门批驳，说吕留良之辈对于自然灾害缺乏常识性的了解，要知道，中国的自然灾害在历朝历代都会间隙性地发生，并不是大清朝所独有，也不仅仅发生于吕留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报祥瑞
既然自然灾害总是不可避免，正确的应对态度是什么呢？是在灾害时期救百姓于水火！
雍正认为他的父亲康熙就是一个这样的楷模，其勤政爱民的风范与功绩，无人能出其右。纵观当今之世，吕留良家乡的父母官李卫同样公忠体国，面对一个被吕氏之辈所散布的谣言所毒害，以致民风败坏、士风堕落的省份，他兢兢业业，一心为百姓谋求福祉。相形之下，倒是吕留良自己，平时以追随圣人的理学家自居，动辄引经据典，实际却心怀恶念，任意诠释自然灾害，真可谓无耻之尤。
雍正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可是有没有用？老实说，没什么大用。
有专家认为，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个严谨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向来感性强，理性弱。更何况，在“天人感应说”长期控制人们思想的古代，你要大家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迷信根本是难以做到的。相应地，灾异之说也最容易动摇人心，曾静不就是因为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解释前后不同，而逐渐产生出“异谋”的吗？
甚至雍正本人也不能免俗。你别看他一张嘴一套又一套，但他其实最迷信，尤其在当初刚刚登基、帝位不稳的时候，更是大讲祥瑞，一个“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瑞，就能把他给乐得屁颠屁颠的。讲祥瑞的同时必然恶灾变，朝鲜来华的使臣回国后报告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
显然，当自然现象被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后，讲祥瑞或灾异便被人为地赋予了政治意义：报祥瑞，就是支持朝廷；讲灾异，便是对朝廷表示蔑视或反对。
鄂尔泰不愧是雍正的第一心腹重臣，当雍正身陷各种不利传言之中，据理辩驳看上去又作用不大，效果有限时，是他第一个想到了以报祥瑞来支持雍正——这回不但要讲祥瑞，还要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大讲祥瑞，哪怕是为此编瞎话也在所不惜！
投书案案发后，鄂尔泰频频奏称云贵出现了诸如瑞莲、瑞谷、瑞鹤等祥瑞。这其中最出彩的还是卿云，据他说，万寿节也就是雍正过生日那天，云南四府三县出现“五色卿云，光华捧日”，次日“绚烂倍常”，此乃“从来未有之嘉瑞”。之后他又奏报，贵州省的思州和古州一个月内竟连续出现了七次卿云。
卿云偶尔出来亮相一两次就够给面子了，如此频繁地现身，你以为搞批发呢？一些官员认为鄂尔泰吹得太过离谱，是在刻意迎合和谄媚皇上，大理县有一个刘姓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哪，莫非是眼睛里迷了沙子？”
雍正听到后很不高兴，他斥责说鄂尔泰陈奏祥瑞，乃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哪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龌龊？你们在背后说人家的风凉话，才真正是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呢！
雍正当然要给鄂尔泰撑腰，他们君臣在类似的政治操作上可谓一拍即合。曾静指控雍正大逆不孝，十大罪状中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个个都触目惊心，而鄂尔泰就引《孝经》中“天子孝，则卿云现”之语，把卿云与天子孝顺连在一起，说卿云的出现正是皇上“大孝格天”的征兆，当今圣上乃是标标准准的大孝子，在道德方面没有任何缺陷，曾静之辈完全是在恶意诋毁。
别的地方和别的时候或许都可以低调，唯独此处此时绝对不能。在鄂尔泰的奏折中，雍正异常高兴地用朱批写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喜感之理。”他随后即谕告廷臣，特别引出“天子孝，则庆云现”的话，说：“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对于雍正、鄂尔泰两君臣的喜庆之意，大臣们心领神会，大家全都应声附和，上书请求将卿云这一所谓的罕见祥瑞载入正史。雍正颁旨批准，同时大肆开恩，对云贵官员加官晋爵，鄂尔泰被超授为三等男爵，其他县令以上官员也都得到赏拔。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