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零所谓的求和不过是缓兵之计，利用清军停止进攻的机会，他迅速进行调兵遣将，随后又乘岳钟琪回京，派兵偷袭科舍图。
岳钟琪离开前线后，由四川提督纪成斌临时代摄军事。准军所偷袭的科舍图系西路军的临时牧场，也即放牧驼骡的地方，此处虽当敌来路，但距离大营甚远，理应派重兵堵御险要隘口。退一点来说，就算不能分兵保障，也要将驼骡及时收回大营，可是纪成斌重视程度不够，仅派副参领、满人查廪率兵到牧场放牧。
康雍年间，不少满人养尊处优，已失去了原先强悍和肯吃苦的本色，查廪怯懦畏寒，奉命后自己躲在山谷间，只派五十人在牧场空旷处放牧。准军乘机攻袭，抢走了不少驼骡，查廪无心恋战，狼狈逃跑后求救于总兵曹勷，曹勷仓促出战，大败而归。樊廷等总兵闻讯前去增援，大家力战七天七夜，终于夺回了被劫掠的大多数驼骡。
得知损失轻微，雍正转忧为喜，除特别奖赏樊廷等人，还派遣内务府总管鄂善到前线犒师。
科舍图遇袭期间，西路军营的紧急奏报接二连三地驰递京师，这些奏报不仅打破了雍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想，也让他变得紧张起来，因为需要他及时处置的紧要军机事务开始急剧增加。
廷寄
清初继承明制，将内阁作为国家中枢机构，凡皇帝的谕旨、内外臣工的奏章，都是通过内阁周转，其中皇帝的谕旨通过内阁发抄，称为明发谕旨。明发谕旨的最大缺陷是难以保密，特别是由内阁刊登在邸报上的行政公告和敕令，本来按律只有京官、内大臣及县令以上的外臣才有资格阅读，可是外泄之事却层出不穷，且早已见怪不怪。比如在对曾静案的查处中，师爷唐孙镐就是从邸报上读到了诸葛际盛的文章。更有甚者，内阁、六部的官吏以及地方官员为牟取私利，还会偷偷将邸报贩售给民间报房，结果导致印刷粗糙的政府公文满天飞，根本无机密可言。
雍正一向偏爱机密和高效的行事风格，为了纠正明发谕旨的缺陷，他除密折制度，还使用了廷寄。所谓廷寄，是指皇帝绕开内阁，当着亲信大臣的面口述旨意，再让亲信大臣以“遵旨寄信前来”的口吻所拟的谕旨。负责拟稿的亲信大臣都是像张廷玉这样既让皇帝信得过，还善于体会皇帝意旨，同时又博闻强识、书旨得体、运笔如飞的角色。
廷寄写好后，便由兵部加封，发驿站寄出，它的好处是不仅可以保密，而且能减少皇帝的工作量（毕竟不需皇帝亲自拟稿构思了），同时其准确性、权威性和时效性也绝对可以保证。不过以前雍正身体好的时候，每天精力旺盛，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使用廷寄的机会和数量很少，大部分时候还是通过密折朱批来处理事务和给臣工发去指示，这些朱批动辄都有数百字，上千字的亦不鲜见。
得病以后，雍正的身体渐渐不堪繁剧，为了治疗，他又搞了几个月的“静养调摄”，自云其间“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直接对于政务的影响就是朱批不仅数量有所减少，内容也日见简短，诸如“览”“是”“勉为之”“实力为之”等个把字的朱批比比皆是，雍正自己也承认：“偶然不批，乃极寻常之事。”
显然，对于西北战争及其他重大紧急机密事务，既不能延迟也不能简直处置，而通过内阁发朱谕（即内阁明发谕旨）又怕泄密，于是以1730年年末科舍图遇袭为标志，由军机处拟发的廷寄便开始被频繁采用，并逐渐超过朱批，开始在谕旨形式中居于主要地位。
军机处和廷寄虽然让雍正轻松了许多，但也仅止于此，他每天仍须理事，而且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一些重要的活动和仪式也会亲自去参加。比如，按照康熙生前的惯例，雍正每年春天都要到农坛行“耕耤礼”，1730年、1731年这两年他都生着病，但还是去行了礼，只是因为精力不足，取消了筵宴而已。
李卫曾奏请雍正“万几之余，稍为静养片刻”，雍正表示完全静养做不到，且未必对身体有好处。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边理事边调养，身体也确实越来越好，但这时科舍图遇袭事件真相的暴露，却差点把他又给气趴下。
原来樊廷等人夺回的驼骡只是少部分，西路军折损的驼骡高达十二万余头，阵亡汉蒙官兵三千多人，换言之，西路军的损失不是轻微，而是极其惨重。这样的大败仗，他们最后却以大捷上报，从雍正手里骗取了奖赏和犒劳。
雍正平生最恨欺瞒他的人，何况还涉及如此重要、如此关键的军务，西路军方面对他的误导已足以让他的下一步战略部署错到一塌糊涂。
具体写大捷奏报的虽然是纪成斌，但雍正不能不对岳钟琪表示怀疑和不满——岳钟琪不仅是纪成斌的上司，还是他的保举人，即便纪成斌的奏报未曾受到过岳钟琪的暗中授意，然而至少岳钟琪也没有加以反对或揭穿，他们已实际形成共谋！
失策
雍正用人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他如果发现你对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力又很强，他会宠待异常，乃至推心置腹，但一旦你表现得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或者与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他对你的态度又极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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