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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书评
上海、女子越剧与中国革命
撰文：李睿毅
越剧作为地方剧种和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依然存在，且会顽强地生存下去，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社会现象的越剧，只能属于过去，属于历史。
越剧自兴起、繁荣到如今成为式微的小众文化，不过就是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事情，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江浙一带的年轻人来说，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幼年时（20世纪90年代）的午后，陪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守在戏曲频道或收音机前，里面传来语音相仿却全然不解其意的唱词，心中则在嘀咕这出戏到底要演多久，唯恐耽误五点档的日本动画。老人家丝毫不知道身边小孩子的抱怨，每每陶醉于婀娜的身段和柔美的曲调，并兴致勃勃地哼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2011年，袁雪芬逝世，前来送行的戏迷从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一直排到一层入口处，追悼会10时开始，有些戏迷凌晨5、6点就赶到了，前来送行的戏迷大多满头白发，不少女戏迷纷纷落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亲自出席追悼会。当昔日“越剧十姐妹”之一、90岁高龄的徐玉兰被搀扶入场时，全场更是达到高潮。徐的出场勾起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忆，触发了戏迷对越剧昔日辉煌和巨星的激情。为何袁雪芬的追悼会级别如此之高，为何徐玉兰的出场能引发如此多人的感喟，更进一步说，在全新的大众文化流行之际，为何越剧依然是一代人生命的底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姜进教授的专著《诗与政治》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答案。
进入大上海
这一切要从越剧的诞生说起，越剧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剧种，明中叶以来地方文化、游逸享乐之风便渐积壮大，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如此。文坛的“性灵说”、董其昌为首的华亭画派，《金瓶梅》、《三言两拍》等作品的出现正是社会风气的反映，世家子弟结社之风盛行，流连于瓦舍勾栏，怀拥秦淮八艳，社会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戏曲无疑是大众文化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汤显祖、孔尚任的创作将明末清初的戏曲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戏曲理论著作—李渔的《闲情偶寄》。可恋恋红尘的生活就如清初著名才子金圣叹罹难一般，被拦腰斩断。清王朝作为异族政权，对汉族士绅所创造的大众文化有天然的拒斥，而且满清统治者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正是受颓废逸乐的奢靡之风所害。于是政府全力进行道德宣教、倡导禁欲主义，并获得儒家精英的支持。戏曲文化迅速衰落，以“淫戏”的名义被查禁，而且女性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她们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生活，不准进入公共经营场所。到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引起轰动，随着不断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贴合京官士大夫的口味，“京戏”成为国家扶植和倡导下的中国第一大戏，并伴随着男性话语和权力支配的体系向社会上层扩散。毫无疑问，京戏是男人戏，即使到了20世纪，旦角取代老生成为观众新宠，其扮演者依旧是男性。号称国粹的京剧，是特定政治文化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剧种，就性别意识和戏曲文化的流变而言，京剧的诞生和繁荣相反是一种非常态。
这样的状况到了晚清，中国发生了明显改变，西力东侵、西潮冲击，清廷的权力再也无法深入毛细管之中，它对基层社会和文化的控制不断受到腐蚀。为糊口而生的地方小戏在江南农村经济的土壤上催生出来，比起官僚文化的京戏、大戏，更符合观众的口味和经济承受能力。浙江嵊县的小歌班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展开了越剧的百年传奇。
越剧由嵊县小歌班发展而来，但越剧的壮大并不在发源地嵊县，也不在浙江，而是在大都市上海。上海自开埠以来，华洋杂处，一市三治，西方势力在此建立了迥异于中国内地社会的市政结构，也将上海打造成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将上述的时代背景宽泛化处理，而是具体分析了越剧何以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各种因素。她敏锐地意识到在嵊县小歌班转化为风靡江南的越剧过程中，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现代化转型道路给予了越剧历史性的机遇。先是民初凋敝的农村经济状况冲击了传统的丝织业，上海作为冒险家的天堂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周边市镇乡村百姓蜂拥而至。嵊县小歌班的艺人也是这股移民大潮中的一员。处于独特城市形态下的上海，在外国、本土的资本运作下，诞生了一批都市白领阶层，同时诞生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工人阶层。西化的上海是当时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戏班、戏院、游乐场、无线电广播、报纸的出现，给大众娱乐提供了全新的载体。大众文化的发达意味着传统的儒家精英意识让位于普遍的、直接的情感宣泄与表达，鸳鸯蝴蝶派小说、传奇与言情故事因其直接契合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体验而迸发出活力。这些一一成为越剧的受众、传播载体和创造来源。但仅仅如此也并不能解释越剧的特性及其为何在上海的大众娱乐业中获得的独特成功，也不能解释为何最初以男班形式出现的越剧会彻底被单一性别的女子越剧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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