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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现代的方式
——王国斌访谈
采访：方曌、王君妍
整理：阮汉樑、陈冕
书写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对于已逝的过去的记录，它还区分美丑，彰显善恶，评判成败。因此，好的历史作品不只有无可动摇的事实作为基础，它还确立某种审美标准，宣扬某些价值观念，分析那些伟大的成功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原因。对于严谨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如果说事实的梳理是对于遍阅史料的精力和见微知著的敏锐的挑战，审美、道德判断和因果分析则考验着一个历史学者的阅历、独立的精神、健全的思维和品位。换言之，他作为人的全部智慧。
王国斌教授看上去就像是一位智者——他语速快得惊人，在整理录音时要放上十几遍才能听得出他发出的每个音；他几乎总是在思考，听清了问题之后很少再注意到提问者的反应；他对每个问题的即兴回答像是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不用整理就有严谨的逻辑和分析；他在陈述观点时显得精确而节制，列举证据却不遗余力。无怪乎他选择了中西比较史学作为他的领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熟知中国和西方两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是因为他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是否要遵循某种模式？这个看上去更像是属于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王国斌教授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重点。一百多年以来，我们都把遵循某种模式去摆脱落后，取得富强和进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近一百年前，一位来到中国的，希望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史密斯博士说，如果没有西方的经验，不借助西方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改革“如大海中造船”，是断断不可取的。在传统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我们曾经给自己找过英国、日本、苏联、美国、德国等不下十几位的老师，然而改革的历程似乎从未风平浪静。另一方面，我们也逐渐察觉到，这些曾被视为是一体化的“西方”，对于自身历史发展的总结有极大的不同，在他们自己是如何完成现代化这个问题上，各派依然争论不休。最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号召之下，我们似乎终于走上了一条自己摸索出的道路，并且可以自信满满地向全世界宣称，中国开创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理论。不过，这并未解决现代化的模式问题，因为“改革”是和“开放”同时进行的，当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产品生产自中国，但是技术和科学观念依然源自西方时，我们依然无法确定，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对于西方先进国家的一场巨大的模仿。
无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情感倾向如何，无论我们多么珍视（或是蔑视）中华帝国两千年的悠久传统，我们都无法否认探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从整体上来说，目前仍处在亟须发展的阶段，更是因为，我们为了自身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是时候该从历史中学习些什么了。
东方历史评论：王老师，感谢您接受东方历史评论的专访。我们不如从您的学术生涯开始谈吧，您能不能为我们回顾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王国斌：好，我第一个学位是经济学，但在本科阶段影响我最深的教授却是查尔斯蒂利，我们也是四十多年的朋友，离开密歇根之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看他，我从他身上所得甚多。我有经济学背景，本科阶段我又学了些社会学、政治科学还有欧洲史。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历史。研究生阶段我去了哈佛，一脚踏进欧洲史，但正是在此我又发现它没那么有趣了——我觉得研习欧洲史不如研习中国那么充满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研究看起来存在广袤的空间，充满了未知之物——至少就那个时代我们可以读到的中西学者著作而言。就欧美学者理解欧洲史的标准而言，还有那么多中国历史问题尚未厘清，不少还是基础性问题。当时我不会中文，也不懂日文，我一无所知。所以我费了些工夫做好准备，1977年去了日本。
在日本，我第一次接触到重视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怎么做经济史。我的初次接触是在东京的研讨班上，班上有两位教授，其中一位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他是我的楷模，他所强调的东西和我在本科所学颇为一致。他一直在强调问题意识，“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问题意识十分清晰。他是滨下武志先生的老师，滨下先生是我在东大的前辈，我们一起上研讨课。当然滨下先生的著作并非马克思主义，但我感到他的著作受田中正俊影响。我能感到，至少一年时光，我都受益于此——我参加的研讨班上有那么多优秀的日本中国史学者，包括滨下先生，也包括另一位重要的资深学者岸本美绪。岸本美绪是我班上的同学，还有好几个人——我没法全都叫出名字，但是研讨班上的这群日本学者非常棒。能和他们待上一年可谓特权，我感到，我能确定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议题确有听众，就算美国没有，日本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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