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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与法官
撰文：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翻译：黄怡芸
像历史学家一样谈论“纳粹罪行的独特性”要求我们预先将独特性—或者像我们之前曾提到过的，唯一性—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这是历史批判哲学所要求的。
历史学家与法官之间的职责对比，毫无疑问是让人期待的。但是，为什么要在我们研究的当前阶段，在对历史知识局限性的批判性思索的框架下，提出这一问题呢？原因在于，历史学家追求真实，法官追求公正，这样的意愿支配了他们的角色，而相对于社会活动的主导者，这种角色往往处于公共空间第三方的位置。第三方的位置要求他们许下追求客观的誓言，这一抱负可能比上文谈到的两种意愿更为谦和。更何况，该誓言被历史学家和法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者所分享，就已经证明了其内部局限性。此外，除历史学家与法官以外的角色也可以要求客观的立场：在民主国家传授知识和价值观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仲裁方的国家及其政府，最后并且最重要的是身处近似于卢梭《社会契约论》以及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无知之幕”中的公民自身。这个与第三方紧密相连的客观性誓言从属于历史批判哲学，因为对真实和公正的追求必须被谨慎地守护在其合法性完整的范围内。所以，我们需要从绝对第三方不可能存在这一点出发来考虑上述追求客观的誓言。
首先，我们来简单谈谈客观性，这是所有被要求成为第三方的人的共同理智和道德基础。托马斯·内格尔在《平等与不公正》中说得很好，在名为《论观点》的章节中，他这样定义一个公正的法官：“我们的经验以及大部分欲望都来源于个人观点：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审视事物的出发点。我们也可以以抽象的方式思考世界，从我们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而不考虑自己的身份。更彻底地将自己从世界的偶然事件中抽身出来也是有可能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系列关注点、欲望和个人利益，并认同这是一个也适用于他人的事实。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思想，将自身从我们在世界中占据的特殊位置中抽离出来，去关注所有人而并不用分辨‘自我’这一处境。”这样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非观点，可以被称作是普遍性的。它不仅是认知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种理智的德性。其认知层面与观点内部的分裂有关，道德层面则与对不同观点间价值与尊严之平等的含蓄确定有关，一旦其他观点被看作是他人的观点：“在第一阶段，从普遍性观点突显出来的基本意志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价值且同样重要’。”而且，“我们应该假设自己生活在仁慈公正的观众的领导下，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亿万人中的一个”。托马斯·内格尔的作品随后通过平等的概念，讨论了公正的概念对于一种正义理论的贡献。我们会通过衡量法官公正的价值以及历史学家公正的价值来应和其观点。二者担负的职业道德相同，可以用那句著名的格言“nec studio, nec ira”也就是“无好处也无怨言”来概括——没有同情，也不带报复心理。
历史学家和法官是如何遵守这个记入其职业道德守则的客观性条款，又能做到怎样的程度呢？此外，他们受到了哪些社会、政治、个人或团体力量的帮助呢？这些问题同样是其他问题的延伸，这有关于历史将自己独立于所有言论之外的抱负，以及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评判一切在此之前出现的现代的形式。历史学家与法官之间的职责对比在多个方面都被视作经典。但我仍想在需要考察的问题列表（两个学科认可的发言人们对这些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中，加入对更具争议的思考的介绍，这些思考是由于20世纪末极端暴力、残忍和不公正事件的大量爆发而生发出来的。不过，这些事件在上述两个职业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动荡，这场动荡在舆论中留下了翔实的文献记录，并很可能丰富和更新一个因为在专家间很容易因达成共识而结束的讨论。
既然我们关注的是法官和历史学家这两种职业里最普遍和最稳定的限制——至少在西方地缘政治范围内，在被历史学家称为“现代”和“当代”以及“今天的历史”的时代——那么规定比较的起点就显得很有必要：它存在于将法庭处理的案件与在档案框架内开始的历史学批评区分开来的结构性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涉及同样的言语结构，也就是证词，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研究过，从根植于陈述性记忆的口头语句，再到被记录在政府机构框架下整理并保存的文献（一个机构通过文献保存其活动痕迹以便后续查阅）海洋中。借这次研究的机会，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从日常语境进入到历史及司法领域时证词的作用与路径的分歧。在强调证词在法庭上和在档案中最明显的不同作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停下来看看二者的两个共同特征：对证据的关注，以及对证人可信度的批判性审查——这两个特征紧密相关。卡洛·金兹堡在一篇题为《法官和历史学家》的简短文章中正面引用了路易吉·菲拉乔里的话：“也就是说，诉讼是‘历史学试验’的唯一情况——在诉讼时，证据资源得到‘活体’陈述，这是因为它们是直接获取的，而且会一条条相互对质并接受交互询问，促使其再现审理的案件原委，就像一部心理剧一样。”事实上，在司法背景下，这种证据作用的模范性只有在预审初期才可能完整地起作用，在有些司法体系中，这个环节与审讯的中心环节是有所区别的。有关证据和诚实的问题也是在这个限定的框架内提出的，主要是在陈述供词时，尤其是其可信度及诚实性并非无可辩驳的时候谈到的。诚然，协调性原则的应用以及对独立证实的供词的使用完美地诠释了历史编纂学家金兹堡有关“证据范式”的论点：证词的口头性以及经由尖端专家证实的证据的物质性间的互补；都与“小错误”有关，而那通常是不真实的标志；同样将审问和玩弄所有想象中的可能性放在优先位置；相同的识破矛盾、前后不一致以及不可靠的洞察力；同样对沉默、自愿或不自愿的遗漏的关注；最后是相同的对语言造假资源（错误、谎言、自欺欺人以及幻觉方面）的熟悉。从这一点看，法官和历史学家都是揭露过去的虚假的专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都是操纵怀疑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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