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一个试图了解东方的欧洲人所面对的困难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因此对这一中国经典给我的陌生感印象深刻。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东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了解确实对理性与直觉地了解其含义有所帮助，譬如我可以从民族学或比较宗教史的角度来理解初民信仰中的矛盾性。但这样做实质上是仍然在用西方人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灵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外衣之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虚荣心作祟，主要还是担心更加深入的理解会使一次与异域精神的偶然接触发展为深刻的认同体验。除了本书在文献学上对于汉学家的价值之外，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会心怀嫉妒地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其他的解释。但是卫礼贤深深地领悟了中国智慧的秘密与神奇的活力，他不允许如此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被浪费在各种专家们已经被打成了无数隔断的大脑中。我很荣幸，他选择我为这部中国经典作心理角度的评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评论此书也冒着让这一独一无二的宝藏被心理学这一特殊学科所吞噬的风险。然而，任何人想要贬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就是在侵蚀欧洲心灵的支柱。科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但它是有其优越性的工具并不可或缺，只有在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才有害。科学方法一定是服务于人的，如果被推上王位就错了。它应该服务于每一个具体的分支科学，然而每一个分支都不足以独立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分支的支持。科学是西方人的工具，靠它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只有当我们认为靠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时候，科学才将阻碍我们的视线。东方教给我们另一种更广泛、更深刻与更高明的知识，人类生活是它的源泉。我们对其所知甚少，通过各种宗教术语，我们对它有了仅仅是模糊的感知。因此我们更加乐意地把这种东方的“智慧”放在引号中，将其归类于某种信仰或迷信。但这样做我们就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唯实论”。例如本书，就丝毫没有谈到修苦行的隐士处在病态边缘的夸张情绪与神秘灵感，书中的见地根植于高度发展的中国人心灵的洞察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这一洞察力。
我的这个结论可能是太大胆了，很容易受到质疑。但考虑到我们对东方所知甚少的事实，各种质疑也不会让我感到吃惊。本书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所以我们感到很尴尬，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中国的思想世界建立联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面对把握东方思想这一难题时，我们通常犯的错误就像是在浮士德犯的错误。受到魔鬼的指引，他轻蔑地抛弃了科学，转向东方的神秘主义，并照搬一些功法，变成了可怜的模仿者(这种错误的最好例证就是通灵学)。这样，他放弃了西方思想的基础，迷失在脱离西方语境的文字与概念之中。这些学问永远不会有效地嫁接在他身上。
古时的修行者说：“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与我们的想法截然相反，不幸被这个中国谚语言中，我们认为只要是好方法谁用都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关键在人，不在方法，因为方法只是由人决定的途径和方向，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那么这个方法无非就是自欺欺人与装模作样，将毫无价值与根基的。它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工具，成为逃避自我无法平息的内心冲突的避风港，这样就彻底背离了中国思想脚踏实地和真诚的特质。与这种特质相反的是自我否定，背叛自我而拜在千奇百怪的陌生神祇脚下，只是为了取得精神胜利的自我慰藉，这一切都与中国“方法”的涵义背道而驰。中国人的洞察力来自于一种最大意义上完整与真诚的生活方式，它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从未被打断过，我们对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
西方人对东方的模仿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模仿来自于一种非心理学因素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非和南海上的美丽岛屿陶思岛上的冒险家身上也有体现。在那里所谓的西方文明人玩弄“原始性”概念的把戏，逃避社会，就像是那句名言说的：“这就是罗德岛，跳一个给我们看看。”这不是一个模仿，或是成为一种陌生文化的传教士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已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重新塑造的问题。这才是要立刻着手的问题，必须由带着诸如神经紧张、婚姻问题、破灭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等欧洲人的通病的真正的欧洲人来完成。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不懂来自东方世界的经典里讲到的彻底超脱，事实上，我们也不愿意去理解。中国人已经完全满足了他们本能与直觉的一切要求，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觉察到那看不见的精髓。我们有他们那种可以把视线引向内心从而带给他们超脱的心态吗？他们有这种洞察力的前提是他们可以从束缚着我们的野心与激情中解放出来。难道解放不是来自于满足自己直觉的要求，而是心怀恐惧或欠成熟地压抑它们吗？难道不是我们要先脚踏实地然后才能抬头仰望苍穹吗？任何一个人，只要真的了解中国文化，并认真研究过千百年来充斥于中国人思想中的《易经》思想，都不会忽视这些问题。他们就能知道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念在中国人眼中并无特殊之处，只是一些无法规避的心理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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