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离想象世界
——上海青创会上的发言
一
上个月北京举办一个国际文学节，因为同为嘉宾，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印度裔作家。此人兼做短片，他想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短片。碰巧我写了几个和北京有关的小说，便被当成了“专家”，非要拉着我谈一谈。我坐着说，他拍，说什么都行，只要关于北京，如果能说点谁都不知道的北京最好，比如地下的、边缘的、非法的。我听明白了，他想拍北京的背面。在他看来，繁华正大的这一面如同有秩序的假象，看着不放心，混乱的、焦虑的、艰辛的才更真实。一个高速发展的乡土国家，大都市里免不了藏污纳垢。他直言不讳地跟我讲述他的构思，片子分三块：一块关于地下音乐；一块拍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年轻女孩子的一天，看她如何屈辱地挣钱；第三块就是我，一个写小说的，坐在那里嘴大胡话地乱侃，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抽象一下北京城。
显然，这是远道而来的想象。地球那一边的大部分人对北京大概都作此想。故宫、长城、颐和园、国贸、鸟巢和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满足不了他们对真相的好胃口，摆在面上的、光鲜的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象力的目的所在。我去华盛顿，迅速看完了白宫、国会、方尖碑、林肯纪念堂和各种博物馆，我的镜头对准的也是城郊那些生活贫困邋遢的黑人兄弟。看见打架、骂娘、乞讨和桥底下经年的塑料垃圾，我也莫名其妙地兴奋：不是就想看人家的丑，也不是找一个心理平衡，而是觉得，我看见了一块被遮蔽的美国真实生活。发现真相的成就感让我们激动。而多年来，我们，我和那位美国作家，其实一直都在被培植着如此这般的远距离想象。
更早的时候，2003年左右，我还在北大念书，奉命陪同一群台湾佛光大学的学生游览北京。好几个初次来大陆的同学眼都大了，大陆人民也过上了好日子！北京竟然如此繁华！在他们的教育和想象里，我们还水深火热，吃了上顿愁下顿。他们的惊奇让我更惊奇，这可是21世纪，就算没来过，也该从电视报纸和互联网上有所了解吧。他们的确是有所耳闻，问题是，对这些道听途说不敢相信，怎么会有那么好呢，一准是假象。在他们心里，有更坚硬更顽固的“真相”在。
美国想象北京，距离够远的；台湾想象北京，距离是近了，但事实上也可能更远。他们愿意听我的见解，我也很希望能够言简意赅说到点子上，但是，当我在镜头底下指手画脚准备开讲时，我发现我也茫然了。北京之大、之复杂，要理出个头绪实在艰难，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远距离固然不可信，零距离也未必就可信。我缺少“总而言之”的能力，也没办法“纲举目张”，我只能从我熟悉的那一点，我学习和生活过的北京的西北角，海淀区，从我熟悉的一条中关村大街讲起。我希望所讲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尽量真实和及物。但是，在讲述我身边的生活时，我相信其中充满了偏见和曲解，充满了南辕北辙。
也就是说，在零距离想象一座生活在其中的城市时，我感到了把握和表述上的尴尬、胆怯和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我的叙述有多少可以真正逼近真相，是有意义的。我不能仅仅给别人讲几个貌似好看的故事。
零距离想象一座城市如此，零距离想象这个世界更是如此。鉴于一个人与世界可能有的复杂关系，在我的理解里，写作所要做的，正是零距离想象世界。
二
面对这个问题，我有极大的挫败感和困惑。
这个挫败感不是来自我写作热情的衰减，事实上，不间断写了十三年小说之后，我的热情越发高涨，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部小说吞下整个世界。我相信也不是源于虚构能力的衰退，如果愿意，我可以每天编出一个像样的故事。问题是，我用如此澎湃的激情写出来的这些故事意义何在？我希望这些小说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能和别人的写作鲜明地区别开来，能够及物地表达出我对人和世界的看法。这个东西才是让我感到挫败感的原因。
能否有很好的想法，同时又可以充分地、独特地表达出来。这是我对好小说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或者说，我已经做到的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
好想法获得很难，越来越难。我写了几个关于北京的小说，刚开始写的时候信心百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觉得这样的小说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写下去，但现在，停下了。手头攒了一堆好故事和好细节，但我找不到一个好的想法把它们结构起来。我对北京的一些认识、感受和想法在过去的那些小说里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再用一次也未尝不可，但很容易重复。在一段时间内，你对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看法不可能日新月异，你不可能每天都有一个好发现。不仅在你纵向的写作中有难度，在横向的，整个当下的写作中，你依然会发现难度，甚至是更大的难度。那么多人在做同一种工作，那么多人和你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过的是同一种生活，平面和趋同的生活又培养了大家趋同的看法，写出来很可能就是同一篇小说，我就不得不怀疑这个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怀疑同时又无能为力，你就可能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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