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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十年来，租住在花街的外地女人没一个好东西。至少十年来，陈医生的老婆没改变这个想法。她会跟你唠叨为什么她们扭着屁股来到这里就成了个坏东西，因为花街就不是个好地方，当然倒过头来想一想，又是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在这里她们可以两腿一伸就挣钱，可以“卖”。她和花街上其他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一样，对“卖”这个字咬得极重，每说一次都要跺脚吐唾沫。街顶头就是运河上著名的石码头，多少年来水上的男人上岸，都要在这里找点乐趣。这也不难理解，男人总要找女人，因为他们是结构不同的两种人。问题是男人们哗啦啦都约好了似的在石码头上岸，就得有很多女人等在这里。本地的女人都被父母、丈夫和孩子看得死死的，只好由外地女人千里迢迢地赶来支援。所以说，在花街，即使缺了男人也不会缺外地女人。她们源源不断地来这里租房子。租房子的人都不打算久居，挣完了钱拍拍屁股就走。花街不是家，是张床，够两个人折腾就行。如果男人有特殊的兴趣，花街也可以是长沙发、红地毯、竹筏子或者别的任何可能的东西。
这两年水上的男人的确是少了。水饭开始难吃，高速路在与运河平行的地方修好了，卡车跑得比船快；铁轨也在政府的计划里越铺越远，迟早有一天会经过这里，毫无疑问。运河慢慢成了摆设，陈小多的爷爷，老陈，在从水上退休时已经痛心疾首地预言过了。老爷子一心数，这是大势所趋，远古时代鱼上了岸才变成猴子和人，要进步就得上岸，反过来说，能从水里爬上来本身已经证明咱们进步了。但道理归道理，老爷子想起来还是黯然神伤，一大早总要到运河边转两圈，不闻闻那水汽的味道一天肠胃都不利索。他在水里活了大半辈子，就是个地狱也有了感情，要割舍掉等于从胳膊腿上往下拉肉，还不止，是剜心呢。有时候站水边没来由地有点小悲从中来，挤下两滴老泪，远远有人走过来，他就做贼心虚地提前说，这老眼，见风落泪了都。
离船上岸的男人减少有其必然性，不过这已经不能影响外来女人的生意了。男人有两条腿，不仅可以从水上来，还可以从地上来；水路只有一条，旱路有无数条，条条大路通花街。这条街如同世界的中心，四面八方的男人像女人一样也来了。他们可以跟单位领导请了假来，也可以带着领导一起来，相当于体察民情了；可以把车停在高速路口，只带着人和钱包过来，还可以直接把车开过来。花街的街道不是足够宽，但新扩展的南大街任何车辆都停得下，开列火车来都没问题。
男人挣世界的钱，而花街的这些女人挣的是男人的钱，这是陈小多他妈看不上的。她和街坊邻居一个共同心照不宣的担忧是，没准哪一天她们的男人和儿子的钱也被这帮娘们儿挣了。即使他们的腰包紧，难保他们不心猿意马，一不专心生活准乱。所以她很不乐意让老郑小郑租住他们的老屋，怎么说也是外地女人，多个女人就多分危险。不过现在看来，一切都还好，小郑进了学堂，这孩子招人疼，理科还好，挂钟都给修好了你看。那应该是正规过日子的架势，还是好好过日子好啊。她多少放了点心，对街坊邻居也有个交代嘛。
他们成了邻居。陈医生老婆嘱咐儿子：“以后要叫人家郑阿姨。”
陈医生嘱咐儿子：“以后多向青蓝学习数理化。”
陈小多一概点头。这是他这两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你若不打算找麻烦，最好他们说什么你都点头，不管对错。但陈小多头脑里想的是，自己的家里住进了陌生人，睡了很多年的床上躺的是一个女孩子，除了她的圆脸、马尾巴、笑、挺起来的胸部和修挂钟的能力，他对她一无所知。这个感觉很有点奇怪。当他经过阳台和走道时，忍不住就要低头去看他们家的老屋，有时候晚上睡觉前他也会冷不丁趴到窗户上往下看。他不想看什么，只是习惯性地想，住了两个陌生人呢，我们家，她们在干吗？
他的窥探成果寥寥，这就是两个女人生活的小院子，和花街上正常的其他人家一样。他早上起来，她们也起来；他们烧饭，她们的烟囱也冒烟，她们从沉禾家买了干柴，有时候也烧煤球炉，引火的时候发出新鲜的煤烟味，第一股浓烟总要越过楼顶飘到运河上空；他们吃饭她们也吃，口味大差不离；他们洗漱上床睡觉，她们也是，如果白天太阳很好，她们会把用过的水泼到院子里，以免第二天风吹起来尘土。区别在于，郑青蓝房间的灯熄得通常比他迟，所以她的数理化好，她做作业的影子偶尔会显示在窗户上。陈小多看见的次数不是很多，因为郑青蓝拉上了窗帘，这样也好，女孩子应该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些陈小多都没跟父母讲，到了这个年龄，他本能地觉得和父母的话应该越来越少，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回到家里他习惯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利用各种家具压腿、劈叉、做俯卧撑、练哑铃、模拟拳击和散打的架势。房间足够大。遗憾的是吊不了沙袋，因没有房梁。有一天他隐隐约约闻到一种苦香味，就打开门去看谁在煎药。凭他对草药的浅陋见识，闻出其中必有一味药是当归。药味是从郑辛如的厨房里跑出来的。他站在走道的柱子后面往郑家看，一扭头看见父亲站在身后，他有形迹败露的惶恐，沙着嗓子慌不择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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