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决战等涉及国共“摩擦”的战役，让国民党吃了大亏，蚀了老本，国共关系也因此降到冰点。
1940年11月19日，设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收到重庆方面通知，从10月份起，他们的经费被停发了。以往，八路军每月可领到60万元；新四军每月可领到25万元，这笔经费随告断绝。
1941年1月6日，爆发皖南事变，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9000余人遭到围歼，新四军番号也被取消。
围歼新四军的正是新四军名义上的上级——第三战区，从时间和结果上看，皖南事变更像是国民党方面对黄桥决战的一次报复。
归根结底，他们在骨子里始终都是敌人，这一点从未改变，只是碍于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的大敌，还没有条件进行全面决斗而已。
撕破脸之后，新四军在发展上反而更放得开手脚。当年一月，中共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及其南下的八路军合编为7个师，由粟裕出任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
过去粟裕都是作为军事副手与陈毅搭档，这是他第一次在脱离陈毅的情况下，独立地组建和领导一个战略区。原苏北指挥部的机关人员大多留在了盐城军部，粟裕的人手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24人。
好男不吃分家饭，靠这24个人，粟裕很快就把班子搭了起来，同时完成了第一师的改编任务，其基本部队仍是原来的3个纵队，只是番号由纵队变成了旅。
在江北各派的实力榜单上，国民党军队已力量衰微，新四军由刚来时候的“老四”跃升为“老二”，粟裕与日伪军的生死较量也逐渐成为苏北大地上的重头戏。
还得谈买卖
最早驻扎苏中的日伪军只有日军一个联队，伪军两个师，翻不起多大的浪。
到1939年年底，日军对关内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苏浙皖地区的“治安”转由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司令部负责，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把原驻镇江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调驻泰兴，那个光溜溜的联队被替了下来。
第十二旅团具备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出兵下乡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挺进纵队当初退至郭村，即缘于该旅团对吴家桥发起的“扫荡”。
日军是苏中的“老大”，但对于一个旅团来说，苏中实在太大了，要扫也扫不过来，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希望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在苏中，如果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日军通常仅作警戒和观察而不参战，郭村战斗是如此，以后的历次作战也一样。黄桥决战时，陈、粟曾担心日军趁机进攻，不过从始至终，第十二旅团都是坐山观虎斗，除派出一部到黄桥附近观察战况外，未做任何其他反应。
两败俱伤，是日军想达到的效果，可惜的是，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确实是败了伤了，而新四军却在苏北迅速扩大，对日伪军的威胁也超过了韩德勤主导时期，这让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大感苦恼。
此前，泽田一直计划对苏中进行“扫荡”，黄桥决战后，他赶紧加快实施步骤，以3000兵力进行了第一次“扫荡”。
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率先攻占了黄桥，随后又成功地诱使“泰州二李”中的李长江叛国投敌。
李长江与南京的“和尚”（指汪伪政权派出的密使）其实暗中早有往来，不过最初没有谈妥，此次泽田放宽条件，以50万元和25发子弹的代价，终于将李长江拖下了水。
在苏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中，李长江第一个公开投敌，对抗战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有了李长江这个“榜样”，其他的一些国民党保安旅也先后投敌，使苏北伪军迅速增加到13个师以上，共达37000余人。
如此“榜样”，不揍不行，粟裕迅即发起“讨逆战役”，率部直取泰州。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宣布当伪军后，他的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官兵们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士气极为低落。一师有个老侦察员，骑一辆自行车从姜堰赶到泰州去侦察敌情，车子骑得太快，没留意李长江部队的哨兵，最后竟然单枪匹马地闯进了某团的集合场所。
退是不可能了，侦察员正好看见一个军官在发号施令，他腾地跳下车，把这名军官抓住，并且掏出手榴弹，拉下弦线，大喝一声：“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
军官吓坏了，乖乖地下令士兵们把枪支堆在空地上，然后集合四五百人跟着侦察员走了。
经3天激战，第一师攻克泰州，李长江翻越墙头才得以逃命。
在新四军发起“讨逆战役”的同时，为接应李长江投敌，泽田集中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旅团3个旅团，对苏中发起第二次“扫荡”。
1941年2月19日，第十二旅团突然包围兴化，并于第二天上午攻入城内，韩德勤率部败走。由于兴化失守，重庆政府的苏北行政机关很快丧失机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了溧阳，半年后几乎完全消失。
泽田对第二次“大扫荡”做了“战果记录”：“重庆军（指韩德勤部队）被打死和被俘4000余人，我方战死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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