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与道的远方
——乡土文学的发展
今天论坛的题目是“乡土文学的发展”，这个题目很大，没有边界，以我的身份和学识，要说透它显然没有可能。在中国，乡土文学这个提法，最早始于鲁迅。所谓乡土，指的是乡村和土地，是生活在乡村和土地上的人们。在现代中国，乡村有封闭的意思，作为文明世界对立的一面，它们的基本形态是凝固不动、愚昧落后的，土地是诗意的空间，它们与星月、河流、草丛、树木厮守，与苍茫的天际、寂寥的原野呼应，它们的基本格调是淳朴憨拙、深沉浪漫的。一个村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人们依托土地生死相守、世代繁衍，庄稼的长势养育着他们的理想，季节的变幻滋生着他们的希望。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大多表现为对愚昧落后的乡村中麻木心灵的观照和揭示，比如鲁迅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土地上忍耐、挣扎中乐观精神的诗意表达，比如沈从文、张炜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苦熬中生成的坚强意志的塑造，比如莫言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苦熬中对外面世界向往的抒写，比如铁凝的作品。
我就是一个从乡村和土地走出来的写作者。我的出生地是中国北方一个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小小的村庄，这个地处黄海北岸的小小村庄，有三十几户人家，分前街、后街、东山街、粉房街。街上人家，每一户都有自己的院子、耳房、泥墙和草垛，每一户都有自己的鸡窝、鸭窝、猪圈和蓄棚，它们围绕着作为主体的房子，就成了所谓的家。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前边有一片大田，大田中央有两道河流，后边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谷，山谷当中，有一条窄窄的通着邻村、通向海边小镇的乡道，那乡道在小镇上与国道相遇，便通向县城和县城外面更遥远的世界。我的有关故乡故土的故事，也就在这门里门外、院里院外、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发生和流转。母亲一不小心把别人家的鸭子圈进自家鸭窝里，第二天被那丢鸭子的人家发现，一场有关鸭子的战争就在院外的街道上爆发。那丢鸭子的人家，本该想到是母亲赶错了，可我的哥哥曾在河套玩耍时被他家儿子不小心弄伤过脸，有意报复的嫌疑就成了战争的焦点。问题是，虽认为是报复，对方却绝不说出来，只一口咬定母亲偷了鸭子，因为只有这个“偷”字才能真正报复母亲。结果是，乡村太寂寞了，终于有了一场战争。街上围满了乡亲，母亲丢不起这个脸，便只有一边辩解一边发誓：老天在上，俺要是有意偷鸭子，叫俺秋天地里颗粒无收。
要不是生活太贫瘠，一只鸭子有可能成为一家人的经济、精神支柱，要不是村庄太封闭，谁弄伤了谁这样的小事还会被清楚地记着，要不是日子太清冷寂寞，两家人吵嘴会被渲染成满街风雨，母亲就说不出那样的话，而那话的代价，是母亲需要用一夜夜的苦熬来等待土地里的收成。
再比如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最盼望的事情是晚饭后有哨声，只要有哨声，就证明生产队里要开大会，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开会的内容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我曾在父亲怀里感受过无数次那样的会，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在一盏马蹄灯下听一个人读报纸，听上边的人在喇叭里讲话。为此，每到晚上，我都跑到房屋后的小道上，伸长了耳朵等待哨声响起，只要哨声响起，就疯了一样向父亲跑去。父亲愿意开会，是村里尽人皆知的事，父亲听了会，第二天一定要到不开会的女人们那里讲，那和母亲一样不识字也没走出村庄的女人们，心里装的是过日子的细枝末节，根本不听，一见父亲老远就躲起来。为了吸引听众，父亲见了女人往往先说人家好话，夸人家性格好，不像谁家的媳妇野泼。可隔墙有耳，人家的媳妇就在门口草垛边，于是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结果总是母亲出面，以对父亲的谩骂宣告结束，可父亲的伤痕深深结在我的心里。因为此后的父亲许多天都躲在山上的大田，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
如果不是乡村的街道从山谷里通着外面，如果不是它通着外面却还依然改变不了封闭的气象，父亲绝不会引来一场无谓的战争。乡村没有大事，一只鸭子，一句话，一个会，就是大事。因为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因为人居散落、孤独寂寞，也因为物资短缺、精神匮乏，一只鸭子、一句话或一个会就是乡下人精神中的形而上，因为正是它们，生成了乡下人在日子中的坚强和意志，正是它们，铸就了乡下人过日子的勇气和信念。
多年之后，我读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里，一个建筑公司里的黑人工头，打开杰弗生小镇上艾米莉小姐家的家门不久，就唤醒了一直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女子的生命。礼拜天下午，村里人看到她和黑人工头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以致造成了这个女人的悲剧结局。我读到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只是一个农村姑娘，若不是家庭的贫穷和社会的歧视，她原可以跟别的农村姑娘一样，平平安安过一辈子纯朴的劳动生活，可多嘴的牧师从外面带来了有关她的贵族家庭历史的消息，让她的父亲多喝了几杯，父亲不能按时到卡斯特桥送货，苔丝只有带着弟弟去了，这才闯下大祸，从此开始了她命运的悲剧。我还读到了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斯戈隆的小说，在《阿纳泰的贝壳》里，有一个叫阿纳泰的老人，因为热爱自由落草为寇，被判三十年苦役，在那个荒凉的西伯利亚小木屋里，他用一只贝壳团结了一群在死亡陷阱中修铁路的民工。那只贝壳从一个印度人手里传到了西藏人手里，又从西藏人手里传到蒙古人手里，最后传到阿纳泰手里，这些贝壳的拥有者，除第一个人以外，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大海，于是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大家凭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来从贝壳中吸取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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